|
二、茶馆社交：自我呈现与社会关系的延伸
在精英眼中，乡人总是在茶铺中消磨大把的时间，因而茶馆也便成了滋生懒惰的温床。这种看法当然与近代以来时间观念的变革有关。然而，我们需要探寻的是，乡村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乡人在茶馆中都做些什么？茶馆中的互动对他们而言又有何种意义？
让我们首先来看乡村茶馆的经营空间。从物质陈设上看，四川乡场上的老茶馆大多十分简陋。斑驳的墙壁、潮湿的地面、昏暗的灯光、裸露的电线以及吱吱作响的桌椅板凳都可能成为茶客抱怨的对象。一般而言，老茶馆内部不设任何遮挡和屏障。在营业时，店前的门板会被完全卸下，以使店门完全向街道敞开。“四川的乡民并不需要任何私密空间来享用他们的茶点，他们也从不在意能够展示室内奢华感的橱窗之类的东西”。从茶客的角度来看，良好的视野似乎比饮茶本身更为重要。例如，对一个未入座的茶客而言，他所期望的无疑是能够轻松地察知茶馆内部的情形，如那里是否有他的好友或某位大爷是否已经就座；而对那些已入座的茶客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同样是拥有一个全景的视角以便可以不受妨碍地观看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不时上演的社会戏剧。
四川乡村茶馆中的传统茶具称为“盖碗儿”。一套完整的盖碗儿包含茶碗、茶船和碗盖三部分：浅底的茶碗盛水，以便茶、水的充分混合；茶船在下，以防茶水烫手；碗盖在上，利于茶水保温。在既有的茶馆研究中，有学者将茶馆自明清以来的兴盛视为一种“非日常性饮食范畴进一步日常化”的结果。在笔者看来，一套朴素的川南盖碗儿正可视作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一方面，以“碗”而非“杯”来饮茶，由此赋予饮茶以日常饮食的性格。另一方面，碗底加船，碗口加盖，又显示出饮茶超出日常饮食的独特气质。然而，随着塑料、玻璃等现代材质和茶杯的普及，盖碗儿在乡村茶馆中已经越来越难以见到。有趣的是，尽管已经用上了茶杯，许多老茶客进店时仍然会叫“泡碗茶”而非“泡杯茶”。可以说，恰恰是在语言无意识的层面，茶具、饮茶与日常生活的某种原初关联得以保留。
茶馆中的灵魂人物称为“堂倌”或“跑堂”。在简易的乡村茶馆中，堂倌不仅是唯一的服务人员，而且是茶馆礼仪最为重要的践行者。“过去在茶馆吃茶是很讲究的。以前堂倌都要在肩上搭一根帕子，你进茶馆，不管桌子再干净，都要先给你像模像样擦一遍，请你坐。你看现在的茶馆，桌子脏兮兮的，你不喊他哪个给你擦？好了，你说泡碗茶，跑堂的来斟水，也是有讲究的。如果你是经商的，就要给你掺满；如果你是袍哥大爷，就只能给茶叶子润一下，然后倒了，再冲二道才喝。这就是见人掺茶。等付钱的时候，哪个开的茶钱，要大声喊出来，堂倌收了哪个的钱，也要大声喊出来，比方说今天某某大爷开的茶钱，好多碗；嗓门要大，要让整条街都能听见”（20160309，老W）。
有了店面和堂倌，茶馆也就成为了茶客们进行自我表演的公共舞台。首先，从内部来看，四川各地茶馆里均有一套固定的“茶语”，这成为了饮茶人的一种规矩。“以前的老茶客都晓得，碗儿盖起就表示你还有水。如果你把盖子揭开来趴起，老板一看就明白——哦，他要冲茶了，就会来加水。如果我不喝了，那就把盖子放在桌面上，这就表示我要走了。为啥子呢？因为桌面上不干净，你放下来，就表示不再用。你要是去解手或者办啥子事，盖子没揭老板是不敢捡你的，因为这就表示你一会儿还要回来。但如果隔了好久还不见人，那就表示他是个新茶客，他不懂规矩”（20160622，老W）。
其次，“喊茶钱”是茶馆社交的一种重要形式。“进入茶馆，已经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这便是喊茶钱，叫喊声可以来自茶馆的任何一个角落，当然也可以相反，刚到者为已经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付茶钱”。这是王笛对20世纪40年代成都茶馆中“喊茶钱”场景的生动描述。实际上，不仅相互表演“喊茶钱”的茶客之间熟悉彼此的身份和地位，堂倌对每一位客人也几乎掌握着同等程度的信息。在罗城，“喊茶钱”的日常表演每天都在上演。喊茶钱不仅是个人展现慷慨、“挣面子”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是茶客间建立长期互惠关系的一种有效途径。
再者，招呼路人喝茶也是一项值得注意的举动。“喝茶！”当熟人从茶馆门前经过时，已落座的茶客总会热情地力劝友人入席。相谈数语后，对方通常都会以有事在身为由婉言谢绝。在罗城的茶馆里，作为一种日常表演的劝说（persuading）和谢绝（refusing）每天都在茶客之间不断重复进行。从理论上看，“喝茶”是典型的述行行为，是以言语行事的生动表现；从实践上看，川南的“喝茶”与刘新所描述的陕北农村中主家与客人之间围绕“吃烟”的仪式性行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不过，“吃烟”发生在家屋内，是主人展示好客（hospitality）的一种义务；而“喝茶”则上演在公共场所，它使得茶馆社交的范畴进一步延伸到茶馆空间以外的广阔人群之中。茶馆社交的此种开放性对于重复和强化个体与其整个社会网络的关联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一间茶馆里，茶客群体中的一部分在一定时期内总是固定的。在罗城，许多因素促成了茶客们大多倾向于选择在固定的茶馆内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例如，对许多来赶场的乡民而言，“自己大队的茶馆”，即由本村人所经营的茶馆总是更受青睐；再如，如果某位朋友恰好在镇上经营一家茶馆，那么不论是出于意愿还是碍于面子，当地人也总是要去照顾朋友的生意。因此，一个茶馆的生意好坏往往能反映出店主在当地的社会资本和人脉关系。又如，许多老年茶客不习惯携带手机，为了方便与家人及时联络也常坐在同一家茶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固定的喝茶座位。可以说，在茶客对茶馆的习惯性选择这一点上，罗城同戴利朝研究的赣南圩镇的情况是一致的。
不过，对茶客的稳定性也不宜过分夸大。一方面，由于茶馆设在集镇上，茶客的来源因而遍及整个罗城集市所服务的乡村地区，即民间所谓“赶罗城”的片区，亦即施坚雅所说的标准基层市场社区。在如此广阔的区域范围内，茶客们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其实是有限的。例如，人们对彼此的信息仅限于一些间接的亲属或地域网络，如仅知道某人是某某的亲戚，或某人的家在某村某生产队等，而向邻座的茶客询问某人的具体身份也是常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总会有许多新面孔走进茶馆，并逐渐成为其中的常客。“五年前，为了我孙儿上小学我们就在街上租了房子，这五年街上喝茶的人换了好几批喽。有的是娃娃读书上街来的，有的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是政府或者学校老师退休的，有的是去外面娃儿女儿那住一阵又回来的”（20160901，老C）。由此来看，茶馆固然是熟人间日常化的社交空间，但显然也超出了一般乡里社区和熟人社会的范畴。实际上，茶馆不仅是联结人们所属的第一社区（即村落）和第二社区（即市场）的桥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第二社区面向外部世界敞开的一个窗口。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四川乡村茶馆运作的主要界域几乎总是局限在第一社区和第二社区之间，而非第二社区和外部世界——而后者恰恰是西方近代公共空间运作的首要场域。
由此来看，在茶馆中，人们既可与熟人相伴，也乐于和陌生人同坐；既可以招呼路人，帮熟客喊茶钱，也可通过一套便捷的茶语同堂倌和他人进行交流。在茶馆里，茶客通过一系列的表演成功地完成自我与其他在场的社会角色、熟人网络乃至整个市场社区的认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茶馆作为一个“表演空间”的运作之道并非是以某种对象化的方式去再现一个社区——就像公共空间范式所暗示的那样；恰恰相反，茶馆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我们视为一个公共空间，正是因为它为人们旨在建立相互关联并维持群体范畴的一系列实践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中介器。如果借用拉图尔的一个重要区分，茶馆作为一个社区公共空间的第一个特征在于它是表演性（performative）的，而不是明示性（ostensive）的。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