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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现代以来与科学建构密切相联的是关于破除“迷信”的表述及实践。自晚清以来“迷信”一词在中国经历了概念的译介、思想的论争之后，1920年代开始有知识分子对迷信问题进行学科化的探讨和专业研究。他们试图以一种“知识”的方式介入中国现代反迷信的文化政治，其中尤以江绍原的迷信研究为代表。江绍原通过改写和挪用20世纪前后英美比较宗教学学科话语，确立了对迷信的认知和定义，并且以其学科知识重新结构和发明了中国所谓的迷信“传统”。他的迷信研究不仅关乎到科学思想史、学科史和知识史的建构与勾连，而且其中所涉及到的中西跨文化的话语实践，对于重新反思中国现代的科学启蒙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江绍原；迷信研究；比较宗教学；跨文化实践
一、反迷信实践的“知识化”：迷信作为研究对象
中国近现代以来有关“科学”的思想与实践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研究的重要问题，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概念史以及文化史研究成果也已出现了不少。而当我们追溯中国现代科学建构的历史脉络时，同时也无法忽视伴随科学话语出现的另一概念表述，即“迷信”或“反迷信”。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借鉴日语汉字对英文“superstition”的翻译确立了现代汉语“迷信”一词，主要用以指涉非实证性的、对超验界阈的信仰，由此与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迷信”语词相区别。而“迷信”语词的翻译传播，旋即带来的是知识分子关于“反迷信”的思想论争，破除迷信的表述不仅可以直接用以批判鬼神宗教，并且与理性、道德、民主、改革、启蒙等现代政治文化诉求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网络交织的现代启蒙话语。但“迷信”究竟具体指向哪些对象?被知识分子批判为迷信的“种种事神之仪式”在中国传统或民间社会中具体表现为怎样的习惯与信仰?这些社会化与历史化的问题对于清末民初活跃于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来说，似乎显得并未如此重要；而到了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五四前后，从《东方杂志》到《新潮》《新青年》，现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案例语境中提倡破除迷信，“迷信”或“反迷信”的讲法更呼应着新文化改革的风潮几乎成为一种“时尚”。
正是从此历史脉络出发，本文特别强调江绍原在科学启蒙思想史中的独特性。不同于概念的译介阐释和思想性的论争，他将破除迷信的历史实践缝合进一种现代学科知识的建构之中，由此形成的是反迷信实践的“知识化”。尽管江绍原文章著作数目庞杂，又与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众多著名人士来往密切，但他至今却依然没有引起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者的充分注意，目前学界仅有的几篇对他的研究或介绍性文章，也只是将之定位为一位专业的民俗学、人类学学者，仅仅从学科内部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学术方法。但江绍原的迷信研究不仅仅关乎中国某一现代学科自身的专业发展，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以知识化、专业化的学科话语方式介入中国现代以来关于破除迷信的启蒙论述，由此带来的是学科史、知识史和思想史的交叉互动，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反迷信的政治实践将要与“知识”范畴联结在一起，形成学科话语/文化政治的现代性运作场域。
1923年在美国修读完比较宗教学和哲学的江绍原回到中国，他写作了各类有关宗教和迷信问题的研究著述，分散发表在《语丝》《晨报副刊》《新女性》《文学周报》《猛进》等各杂志报刊上，既有篇幅较短的“小品”，也有以“礼部文件”之名与周作人相互应和的“中品”之文，后来江绍原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正是以其中的《礼部文件之九：发、须、爪》为底本增改扩写而成。除了各类文章和《发须爪》外，江其他关于礼俗迷信的研究还集中体现在专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和王文宝根据其课程大纲整理的《中国礼俗迷信》。江绍原在1927年和1929年分别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迷信研究”与“礼俗迷信研究”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的开设也意味着迷信研究正式与现代学院派的学科机制相结合，迷信真正成为被中国现代学科话语所论述的对象。
其实，江绍原并不是1920年代唯一一位将迷信问题予以知识化的学者。例如在其发展迷信研究的大概同一时期，一批专门探讨迷信的现代出版物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颂久等《迷信与科学》(1923)，陈大齐《迷信与心理》(1923)，容肇祖《迷信与传说》(1929)，费鸿年《迷信》(1931)等。它们都属于当时重要的新文化丛书系列，包括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东方文库”、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潮”丛书等。这些丛书在当时尝试引介西方现代学科前沿并向大众普及教育，整体展现出1920年代以后中国初步探索、建构、推广现代“新知”的文化图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上述这些著作的观点多少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是英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学科有关。如其中的《迷信与科学》，该书将迷信分为“文明人”与“野蛮人”的迷信，又广泛列举模拟世界各地的民族部落，重点介绍了作为野蛮人迷信的“魔术”“预知术”“祈祷”“禁厌”等现象。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归类论述方式与19世纪后期以英国泰勒(Edward Tylor)等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十分相似，而书中也确实引用了泰勒的相关研究。应当说，其时大众出版业下西方人类学新知的引介以及现代大学相关学科专业的发展，是中国反迷信话语被知识化的总体历史语境。
江绍原的迷信研究正是浮现于1920年代这一脉络潮流之中，同样与英美文化人类学话语无法脱离关联，确切说是与文化人类学密切相关的比较宗教学。江既是在当时同领域的人类学、宗教学学者中最积极倡导破除迷信的新文化启蒙人士，同时也是利用这一学科背景最为系统化、专业化进行迷信研究、并真正将之确立为一门学院派学科的学者。无论是文章专著还是课程讲义，他广泛论及了中国传统中关于婚姻、生育、血、发须爪、吐沫、天葵、痘疮疾病、占卜辟邪、育儿及儿童、古代成人礼、古代衅礼、新婚闹房等各种风俗信仰，将之归为“前科学时代生理智识尚未发达的人们”的迷信。他认为正是这种迷信思想或旧礼教习俗的流行才阻碍了中国迎来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因此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之进行整理研究。“只怕无论怎样古的礼，若不要我们的科学知识、道德标准和艺术兴趣好好提炼一番、改造一番，决不能合我们今人之用。”
但江绍原所指的“科学”的知识或方法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定义“迷信”?这根本上涉及到江的迷信观，而其迷信观念的形成，其实又涉及到一场跨文化的学科话语旅行。江绍原正是通过借鉴、挪用英美比较宗教学学科思想，重新发明了对“迷信”的认知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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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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