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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喜的是，中西神话比较也有深入的研究，其成就有三：母题理论的运用，文化史语境的强调，史诗传统与仙话传统之差异化认识。后两者其实就是文化传统的开掘问题。
母题理论的建构与运用是我国神话学界近二十年来的重要收获。中国神话母题理论是在美国民俗学家史蒂斯·汤普森(Stith Tompson，1885-1970)的民间文学母题分类方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神话解读》是我国母题理论的集大成者。著作全面、系统地研究史蒂斯·汤普森的代表性巨著《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的神话母题，认为母题不仅是神话分类的一项准则，而且它首要的是神话的基本元素，是“神话之核”，对于研究神话而言具有独特的意义。从母题的性质看，凡是有文化传统的地方，就有母题存在，因为文化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文化传统的因子一旦产生，就会在所属的文化群体中不断复制和再现，并伴随历史的延伸代代相传，这些文化因子就是“母题”。而神话母题作为各种文化母题中最古老、最引人注目的核心母题，它是各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源头。因此，由母题着眼可以更科学、更有效地进行神话研究。“神话母题是构成神话作品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能在文化传统中独立存在，不断复制：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但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构成无数的作品，并能组合入各种文学体裁及其它文化形式之中；它们表现了一个人类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意识，其中一些母题由于悠久的历史性和高度的典型性而常常成为该群体的文化标识。”这一定义较前者而言，有了两大发展：一是神话母题对于其它文化母题的根源意义，一是神话母题对于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文化象征意义。
《神话解读》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论析神话母题的表现形态，在世界神话体系下以相似比较来讨论神话母题，既说明人类文化传承中神话母题形态客观存在的丰富性，也充分揭示出不同文化传统的个性及其神话母题的独特形态。
文化传统的开掘侧重两方面：文化史语境与神话传承方式。前者既指文化地理语境，也指人文社会语境。“神话中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不同民族的精神生活个性的流露，这种特殊性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所处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就文化地理语境而言，希腊神话中，以奥林匹斯山为中心的神就生活在三面环海的希腊半岛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优裕的自然环境，使希腊人过着田园游牧生活，有利于培养孤独的幽思、奔放的梦想和炽烈的情感，并助长了希腊人的自由精神。这种由环境而熏陶出来的自由精神和我行我素的鲜明的个性意识，充分地体现在希腊诸神的故事中。人神同形、同性，是古希腊神话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中国神话所依附的文化地理语境则相反，环境险恶，责任重大，人们塑造的神也以征服自然，为民造福为要义，大多神圣庄严，哪能去满足个人的私情和欲望呢?这些神，“不仅满足了原始初民逃避死亡和对永恒的无限追求，而且也在美化他们的同时，摈弃了人的七情六欲，使之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楷模”。由此我们看到，大海既开阔了希腊人的眼界，也滋长了希腊人的扩张意识，有关他们的主题“无一例外地都是冒险、掠夺和征服”。另一方面，被高山大海森林戈壁包围在亚洲腹地的中国人，则在封闭的环境中走着自我完善的道路。神话中具有威望的大神，都把自己投放于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中。天崩地裂之时，女娲“炼五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烈日烧灼大地，以致“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之际，后羿出，仰射太阳，消除灾害。洪水泛滥时，鲧甘冒杀身之祸，“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即使被上帝派来的火神杀死，三年后又“鲧腹生禹”，以子承父业，终解民难。食物不足，后稷教人耕田种地，栽种五谷，“民皆法则之”。人们饱受疾病折磨之时，“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凡受到人们颂扬的中国神，都为民历尽艰辛，这种忧患国家、关怀民众的情操，历世代而内化为民族文化心理，成为中国人永远讴歌的精神楷模。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社会使命感，对自己民族与祖国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神话哺育中华民族最为可贵的入世精神与整体意识。
从人文地理环境来看，商业文化与城市经济成为希腊神话的文化史特质，而农业文化与自足式经济则成为中国神话的文化史特质。这一差异使希腊神话更亲近人性，充分展示人的七情六欲，规模宏大地呈现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而中国神话则亲近自然性，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现状，把人的智慧与伦理融于自然与人类的多层面的深刻关系之中，混沌而简朴。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希腊神话的文学接受与中国神话的伦理接受之别。
从神话结构与延展的情形出发，我们有显著的印象，那就是中国神话没有西方神话发达，尤其是谱系神话。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再生神话的不发达。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再生神话不发达，其因有三：“一是中国强烈的现世精神，一是大型口头叙事作品特别是史诗的缺乏，一是原始宗教的不发达。另一方面，中国的仙话却比西方发达得多，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仙话创作环境的自由宽松，以及中国人普遍幻想，甚至相信、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创作氛围。”这一论析可谓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独到而极富启发，在中西神话比较研究中把握了文化传统与神话传播方式的本质差异，中肯而不存偏见，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思考与观察中西神话之发达与否的有效视角。就中国神话的不发达，前辈学者公认的结论是历史化与实际环境的恶劣所致，其实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上述论析之中，现世精神制约了想象，大型口头叙事作品尤其是史诗的不发达，加之中国仙话系统的分离与繁富，综合影响了中国神话(狭义)的发达。而传播方式中，希腊神话既有悠久而稳定的口头传统承继，又有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文人传统的大肆渲染，而且随着西方文化的世界扩张，希腊神话在世界上得到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传播。中国神话相对而言，传播方式有限，更缺少世界性的传播历史，倒是其仙话化的形态在中国民间传统中有着极为深厚的影响力。
三
西方神话研究可分为古希腊时代、科学神话时代、20世纪三个主要时期。古希腊时代的神话研究集中在对神话的起源、定义和本质上。18世纪以后的科学神话研究用宗教学、民族学、民间学的观点涉及到创造和传承神话的民族经历和心态。20世纪的神话研究吸取了人类学、心理学、结构主义的研究成果，更深入地步入到现代人的精神领域和神话的叙事结构。早期的希腊民族是一个想象丰富、崇尚英雄、畏惧神力的民族。当时代表性的观点是“寓意说”和“欧赫美尔主义”。中国神话研究的一百年，宏观立论上都是以希腊神话为坐标的，方法论上大多也以西方神话流派的理论为基础。也就是说，跨文化语境的比较并未坚持文化对话原则，相异比较优于相似比较，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神话比较的元命题中，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
另外，跨文化语境中，探讨中西神话异同的成因时，一般主要分析神话产生的心理基础、社会基础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也有学者认为中西神话的地理文化意识影响了二者的差异。中国神话属于大陆地理文化，侧重于农业生产，而希腊神话则属于海洋文化，侧重于商业文化，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神话品格：前者重集体精神，后者重个人品格；前者重勤奋与奉献，后者重智慧与获取。这些比较都有一个跨文化比较的宏观视野。然而，这一视野下的比较，缺乏细致精当的对文化史传统的深刻把握，于是，失去了坚实的史料支撑；相反，总体比较所掩盖的文化细部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所压制的不同文化传统交流之间的复杂性和互动性，被简单的精神归纳所取消。因此，在跨文化比较中，最需要“辩证理解，得失相继，各兼其长”的对话观念，坚持文化史与神话对应的原则，如此比较，文化寓意的开掘及其神话本身的理解将获得更多的可能性途径。
尽管大多比较在理论上普遍失效，但从中希神话的跨文化比较中仍然可以看出一些趋势，主要包括宗教层面、艺术层面和神话结构层面等方面的深入思考。宗教意义的重申、艺术原创力的找寻和神话结构的叙事学批评，成为中希神话比较研究的重要领域。
（本文刊载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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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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