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是民族志实践的看家本领，感官民族志仍主要依靠这两种方法。不过，传统民族志深受“视觉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影响，往往将视觉和言语作为最重要的理解模式，忽视了视觉和言语之外的知识以及民族志实践过程中的感官体验。而感官民族志基于“具地体现”理论，认为感官知识的获知是一个参与性的具地过程。艾迪安·温格(Etienne Wenger)也认为，获知可以看作是一种参与，并仅仅在特定实践背景下才能被确定。这意味着获知是历史的、同他者相关的偶然事件，也是特定的、积极的以及实验性的实践。因此，平克指出，感官民族志将身体体验置于实践的中心位置，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与其定义为参与、观察和言语互动的混合，毋宁为具身的、具地的、感官性和移情性的学习过程。

　　(一)参与观察

　　早期感官民族志者如豪斯、克拉森等人在进行参与观察时，通常关注哪一种感官会以什么方式被强调到或被压制到什么程度，目的是调查感官秩序如何与社会秩序和象征秩序相关联，但忽略了民族志实践中的身体体验。由于受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支配，民族志者身体体验的缺失必然导致对视觉观察的强调，对其他感官的忽视。随着知觉现象学和人文地志学的兴起，民族志者逐渐意识到身体体验的重要性，将体验视为多感官实践。以体验为核心的参与观察可以看作是通过民族志者自身的多感官的具地体验而获知的过程。这种参与观察能获得奥凯利所描述的“语言之外的知识”，这种知识通过视觉、味觉、听觉、触觉以及嗅觉而具身化。在参与观察过程中，民族志者置身于地方场所的同时，也变成了地方场所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了知识生产中的主体之一，也就是说，民族志者不仅要获取他者的身体体验，同时也要在地方场所中定位自身体验，在他者的世界里认识自己的具地体现。

　　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和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类似，允许民族志者使用自己的体验作为一个路径，借此生产出学术知识。然而，与自我民族志相比，有关感官意义的洞见明显依靠民族志者长期生活于他者文化环境之中。只有长期田野工作才能确保民族志者有充分时间自发地进行一系列无计划的日常生活体验，以及有目的地参与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形式既包括吃喝散步，也涉及学习一些特殊技能的实践。感官民族志者在田野实践中，不仅要尽力抛开自己观念上的偏见，更要注意到自己感官层面的偏见，在活动中尽量模仿他者的行为，体验同样的感觉节奏和物质实践，在自身体验与他者体验之间保持相似性与连续性，才能得到我者与他者的无法言表的身体体验，经过比较分析，展示他者的身体体验和感官项目。

　　感官民族志在探索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发展出许多具体方式。平克认为，学徒工、共餐和共同散步是三个代表性的研究进路。下面就以学徒工和共餐为例，具体说明感官民族志如何参与观察。

　　以学徒工身份，通过长时间学习某种特殊技能，参与当地人的实践与日常生活，来理解另一种文化，成为感官民族志者参与观察的重要方式。感官人类学家英戈尔德《环境的感知》(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描述了自己作为一名打猎新手如何向老猎手学习打猎的过程，展示了感官知识与作为学徒工的民族志者之间的关联。老猎手带领着他在森林里行走，指导他收集猎物信息，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去看、去听、去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实践，英戈尔德在打猎过程中，身体动作与各感官之间协调起来，逐渐与老猎手的判断一致。英戈尔德认为，在学习打猎的过程中，师徒二者从来没有脱离多感官同一性。这一案例说明感官民族志者作为感官学徒工，具地参与到实践中，通过反思，在感官体验与特定感官项目之间建立连接，进而将这些感官知识与理论知识建立连接。通过这一过程，民族志者展示了感官获知方式。

　　共餐实践是一种参与到他者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方式。赛瑞麦忒克斯认为，共餐有助于感官记忆和情感的互换、主客体记忆与感情的相融。这种研究进路意味着超越了将共餐视为食物消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则层面(在消费层面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事实上，它不但要求民族志者以此作为一种获知和记忆方式，而且还要求一种反思的形式，要求民族志者意识到肢体语言知识，并积极交流。赛瑞麦忒克斯认为，食物不仅含有营养，也含有感情与记忆，感觉的社会记忆存储于共享食物之中。总之，对于感官民族志者来说，如果要寻求他者的记忆，分析记忆中内嵌的味道，那么共餐应该成为感官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切入点。味道记忆是人生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喜欢或厌恶的味道与味道记忆是不可分离的，食物的味道和材质与饮食实践能够带来无法言表的意义。通过参与他者的饮食实践，获得与他者类似的味觉体验，理解他者味觉的记忆，可以探究他者形成相关记忆和意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感官民族志者通过反思自己的味道记忆，加深对他者记忆的获知。

　　(二)深入访谈

　　多感官同一性和各个感官具有自动记录的能力，要求访谈不能局限于谈话上。感官民族志将访谈看作是更宽泛的对话与体验过程，在访谈中强调“谈话”以及依赖交流分析作为理解互动的手段限制了访谈效果。人类学家平克认为，访谈可以看作是社会遭遇(social encounter)事件和具地获知过程，言语、情绪、感觉、物质、社会等因素“遭遇”在一起，民族志者与被访谈者共同制造了一个共享的地方。在这一地方场所中，二者作为具身的、具地的人进行交流，通过合作性的反思性的探索，参与到定义、表征对方(过去的、现在的)具身体现和感官体验中，二者的多感官体验通过建构而成的感官文化项目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实现互相理解。在访谈过程中，被访谈者不仅通过言语，而且通过手势、实际接触、气味、声音、图像以及味道去表征他们的感官体验。

　　传统民族志将访谈看作是现实叙事、对话式叙事，而感官民族志从现象学出发，视访谈为现象学事件，将制造地方的思想作为隐喻来用，通过隐喻来理解访谈过程。民族志者与被访谈者在同一环境背景中坐着或站着，二者以同样的方式去占有这个世界，共同具地地处在与其他因素相关联之中，当二者沿着访谈路线推进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地参与和整合一系列思想、感官体验、情绪、物质对象等中。这一聚集过程，不仅积累了通过词语交换生产出来的具地获知，而且获得了通过气味、材质、声音，以及图像生产出来的具地获知。

　　在访谈中利用器物激发被访谈者的记忆和相关知识在人类学研究中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100年前，马林诺夫斯基就在访谈中有意识地使用一些与风俗习惯或事件相关的器物。他这样说：“我的经验是，揭示土著人的思想态度，直接向土著人提问他们的风俗或信仰，绝不会像观察风俗或集体事件那样来得彻底。……通过借用一些与风俗或事件相关的器物，效果很容易达到。”

　　感官民族志者更加有意识地在访谈中引入器物以激发被访谈者的多感官体验叙事，不过，与传统访谈相比，感官民族志的启发式(elicitation)访谈更加注重体验层面的感官刺激(sensory stimuli)，而不是观念层面的相关知识。通常情况下，传统访谈是，器物已经在那里，而自然地变成研究“遭遇”的部分情景。而启发式访谈是民族志者有目的地呈现给被访谈者一系列器物或体验。这种方法是在照片启发(photo elicitation)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被许多学科普遍采用。照片启发思想将照片看作是文化载体，能激发民族志者与被访谈者的记忆、知识等，借此，二者的主体性合流。在访谈技巧上，民族志者通过发问，让被访谈者自己借用器物来交流自己的体验，而不仅仅是口语表达，这种做法的效果远比一问一答式的访谈模式好很多。被访谈者通过给民族志者器物去触摸、看、闻、听，或者请后者感觉物理空间(包括照片，干净的产品、柜橱、树木，等等)，使民族志者参与到他们所说的内容中，也参与到他们所描绘器物的物质性或感官性上。平克指出，当被访谈者描述他们的体验时，他们正将词语定义到具身感官体验上，然后将后者分配到特定的感官文化项目上。这样一来，通过整合不同的身体体验和感情进入叙事，访谈能够使民族志者参与到多感官获知方式中并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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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