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感具有即时性(immediacy)、情境性特征，作为感官民族志研究的起点和主要对象之一，其与传统民族志研究对象如亲属制度、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明显不同，从生命态身体的现象学思路出发的感官民族志在研究方法上也与传统民族志存在很大差异，这是由感官民族志背后不同于传统民族志理论的话语体系所决定的。平克认为，总体来说，感官民族志的兴起主要受到知觉现象学、空间理论、人文地理学以及实验民族志等理论的影响，具体而言，则直接受到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知觉现象学的具身体现、多感官同一性、人文地志学的具地体现(emplacement)及实验民族志的反思性(reflexive)等思想的启发。

　　(一)具身体现

　　“embodiment”这个词在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目前国内对这个术语的译法很多，如体认、涉身性、缘身性、肉身化、身塑、具身体现等。从一般观点来看，“embodiment”是指知觉、理智等精神现象与具体的身体密切相关，它们是基于身体、涉及身体的，人的认知以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因此，本文认同将“embodiment”译为“具身体现”，将“embodied”译为“具身的”。也许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对感官民族志最具影响力的贡献之一就是具身体现。结构互动论和结构建构论强调身体的结构性和客观性，而在知觉现象学看来，身体体验的感官性和物质性构成一切知识的基本层次。

　　知觉现象学对具身体现的理解是从知觉综合和理智综合的区分开始的。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综合依靠的是身体图式的前逻辑统一性。因为，我们经验的身体既不是笛卡尔二元论意义上的身体，也不是先验意义上的纯粹意识，而是具有双重特性的身体。这种特异性在于它既能感觉(sensible)外界刺激，又能做出敏感的(sensitive)反应，并赋予刺激以意义，所以，身体是具有生存意向性的身体。在生存的意向上，我们的身体系统和活动图式最初已经是耦合于世界的认知系统了。“我们的知觉范畴和形式，在个体经验之前已经确定了，它们适应于外部世界，其理由完全相同于在马出生前马的蹄子已经适应于大草原的地面和鱼在孵化前鱼的鳍已经适应于水。”所以，身体在知觉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理智综合主要依靠概念运作，而概念意义的获得和概念体系的结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发生的过程来看，它们源自人们最初的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投射隐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的身体经验本身就是直接的有意义的结构。因此，理智依然无法摆脱身体经验。可以说，人类知觉和理智根本上是由“具身的”(embodied)经验“塑形”(shaped)的。“具身体现”也许不是思维和语言的唯一基础，但它肯定是我们认知和感觉的本质部分，有了它，我们才能赋予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以意义。人类学家要想探究文化的基本层次，只能首先从身体着手，从身体的感官着手。

　　“具身体现”思想阐明了感官在文化中的基础作用，成为感官民族志的理论基石。感官人类学家在民族志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克拉森认为，“具身的”状态意味着就像通过相机媒介得以观看图片一样，我们必须通过感官来观看和体验身边的事件，进而理解地方、他者和我者，并且，身体不仅是肉体或文本一样的实体，业已存在的具身体验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的世界，我们的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也会通过直接的器物性体验和间接的社会文化体验与身体互动。克拉森在《感官世界》(Worlds of Senses)一书中描述了身体体验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孟加拉湾安达曼岛上的翁基族(Ongee)是个采集狩猎民族，因为生计的原因，特别重视各种动植物的味道，由味道来分辨植物和追逐捕捉猎物。在信仰上，翁基族相信，凡是生物都是由气味组成的，而气味主要凝聚在动物的骨头上，也就是动物的生命精髓所在之处。翁基族由这个基本生计信仰衍生出更高的信仰，即气味是宇宙运行的基本原则。由此看出，翁基族人的身体体验影响到了他们的信仰与观念，其信仰与观念反过来也会形塑他们的身体感知方式。所以说，身体感觉作为媒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高度复杂、动态的体验过滤器。这个过滤器不仅被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和感官组织所形塑，也被我们的文化体验和我们嵌入其中的复杂社会环境所形塑。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体感觉也是能用道德、方法论、审美等术语去检视、解释以及评估的对象。

　　总之，“具身体现”是指，身体是知觉和理智等精神现象得以产生的媒介，我们通过身体体验世界，也赋予这种体验以意义。基于“具身体现”思想，人类学将感官与文化联系起来，描绘感官的文化秩序，深刻理解他者的观念。

　　(二)多感官同一性(multisensoriality)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不习惯单独使用一个感官，而是运用多个感官去收集信息，进而整合在一起做出综合判断。即使是“看”电影，也需要声音的配合，以达到效果；即使是“听”音乐，也要与听音乐的事件、空间配置和意义发生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任何的“感官行动”都发生在其他感官与社会文化的脉络之中。而且，多感官收到的信息通常与文化的隐喻(metaphors)相结合，形成文化意义的基础。比如，我们在田野中感受到的“肮脏”、“舒适”，即是多个感官知觉的结合。生理学与神经医学的研究证实，五官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且以相互依存的方式运作，呈现出“共感”(synaeschesia)(一个感官受到刺激时，会引发其他感官知觉)的生理现象。人类学家提姆·英戈尔德也认为，相连的人体器官不是一个集合体，而是一个有机系统，所有的功能都是通过整体的行动得以实现。从这一点出发，视觉和听觉，从得以区分的程度上讲，仅仅是整体行动的两个方面。影视人类学家戴维·麦克杜格尔(David MacDougall)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虽然视觉和触觉不同，但二者分享同一个地方的体验，源自于同一身体，而且目标重叠，只是每一个感觉指向更基本的功能。

　　余舜德认为，多感官同一性思想表明，人类学家过去常常讨论的神圣/世俗、隆重/简朴、纯洁/危险、阴/阳、优雅/粗俗、冷/热等认知的项目(categories)，都是观念层次上的概念，如果放在身体感知的层次上重新审视，就会发现过去未曾注意到的身体体验，以及这些身体体验所形成的体系性关系。例如，我们从视觉的香烟袅袅和听觉的肃穆钟声中体验到东方文化的“神圣”，从听觉上的肃静和色彩的程序性中感受到“威严”，或在阴影及凉风中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阴”。这些身体体验与文化观念紧密结合，成为组织、归纳感官接受多种信息的网络，使得这些信息成为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体验。这样一来，多感官同一性思想摆脱了狭义的感官体验，将身体体验与文化观念连接起来，发展出一个可以广泛使用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多项不同的感官知觉构成身体感项目，身体感项目之间也会形成体系性关系，呈现出秩序性。由此，人类学家可以对纷繁复杂的多个感官知觉进行梳理分析，深入阐释社会、文化与历史。

　　(三)具地体现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emplacement”还没有统一的译法，有的翻译为“场地”、“就位”、“定位”等。根据英英词典的解释，“emplacement”意味着将某物放置在确定的地方，就感官民族志而言，是指民族志者将自身放置在田野的地方场所之中。依照将“embodiment”译为“具身体现”的思路，本文将“emplacement”译为“具地体现”，将“emplaced”译为“具地的”。

　　正如科尔曼(Simon Coleman)和柯林斯(Peter Collins)所指出的，“地方”(place)在民族志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部分原因是展示民族志者与田野资料之间的相关过程对于人类学学科非常重要，这种连接是树立民族志权威性和纯真性的传统方式。但是在传统民族志中，地方通常仅被当作田野工作的静态背景，从而造成动态化的文化与静态化地方的脱嵌。

　　知觉现象学认为，由于地方是人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的中心，地方不仅将人们周围的事件积聚起来，而且积聚了体验和历史，甚至语言和思想，因此，人们总是具地(emplaced)的。具地体现思想在感官民族志中居于基础地位。

　　首先，民族志者无法逃离“地方”，因为它自动构成了民族志者的栖息背景和调查地点，身体嵌入(embedded)地方场所之中，与地方紧密相关的社会实践和现象(例如，历史、语言、思想和认同)是感官体验产生、定义的来源。民族志者要理解的被研究者的体验、记忆和想象，需要与被研究者一样，占据同样的或类似的地方以达到“具地体现”。正如戈夫曼(E.Goffman)所观察到的，我们必然基于他者的地方社会背景来观察他者的东西，对他者进行评估和理解。根据凯西(E.Casey)的看法，理解地方理论在感官民族志实践中的作用，应该把握两点：第一，“地方”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被概化为不断变化的但并不随意组合的“事件”。在考虑到地方的边界和内部结构时，它是有弹性的，但在记忆和想象中，以及在被分成不同类型时，地方也是整合的。当民族志者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努力理解他者的生活和感觉时，地方类型变成民族志者主体或客体的位置。第二，地方被指向为“聚集的权力”，嵌入地方场所中的社会实践和现象具有形塑人们体验和认同的力量。

　　其次，民族志者不可能直接拥有被研究者的感觉，只有在民族志者的体验与被研究者的体验之间创造一个“通感”(correspondences)，民族志者才有可能获得类似于被研究者的感觉。要想创造通感，民族志者只有把自己置于同被研究者类似的地方，且将自己的身体及其感知方式向被研究者看齐，才有可能。由此，具地体现思想为感官民族志实践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一方面，民族志者与被研究者居于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场所之下，制造“通感”，进而获得类似于被研究者的感觉；另一方面，民族志者栖息于被研究者的地方场所，探究地方场所中的事件、历史和文化。之后，民族志者以类似于被研究者的感觉看待地方场所中的事件、历史和文化，以期达到深刻理解的目的。

　　由此可以看出，当豪斯讨论“具身体现”来论证身心整合时，即把身体的获知当成整个环境(包括物质、感觉)的一个生理过程时，说明人们的认识已经超越身心二元关系。当用“具地体现”来讨论感官的时候，则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身体、心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同一关系。从“具身体现”发展到“具地体现”，无疑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感官民族志基于这一认识，要求研究者在实践中，特别是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中，通过反思自己与他者的多感官具地体现，寻求展示二者沟通的知识性的意义。

　　除此之外，感官民族志还积极运用实验民族志的反思性(reflexive)思想。人类学中的反思性思想通常认为是由“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争论和对话人类学(dialogical anthropology)的出现所带来的。斯托勒认为，人类学实践不仅涉及民族志者如何获取他者的思想，也涉及如何获得他者的感官体验。感官体验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才能从自发状态上升到自觉状态，进而进行跨文化比较。赛瑞麦忒克斯和奥凯利(J.Okely)还进一步将反思性思想运用到人类学实践之中，以民族志者的身体感官作为分析的中心。反思性思想贯穿感官民族志实践过程，感官反思性和主体间性如何被理解和实践成为感官民族志的重要研究议题。

　　经过笔者梳理发现，迄今为止学术界就感官民族志的概况或部分特征虽做过不少论述，但尚未对感官民族志做出明确定义。根据上述讨论，感官民族志可以定义为，视民族志者与他者的沟通互动过程为具身的、具地的社会遭遇事件，借此，民族志者获得自身与他者的感官体验，进而创造和表征知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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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