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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知觉现象学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到，身体的“缺席在场”依然是一个切实存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具身体现研究，即身体研究由“身体观”转向“身体感”。感官民族志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新研究领域——身体感，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新的方法论。以知觉现象学、人文地志学为理论基础的感官民族志，其实践与其被定义为参与、观察和言语互动的混合，毋宁为一个具身的、具地的、感官性的和移情性的学习过程。感官民族志力求多媒体表征，意在寻求观众或读者的移情性参与，以此激发出他们的亲切感和“通感”，使他们获得充分的认同。
关键词：感官民族志；具身体现；感官同一性；具地体现
长久以来，深受笛卡尔身心二分思想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把研究重点放在心智上，认为它规定了人之作为社会存在，很少将身体作为研究主题。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身体不再仅被看作是连接心智与外部世界的媒介，与身体有关的讨论日益增多。按照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的观点，这些讨论中有三类最具影响力：
一是针对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论分析。以福柯(Foucault)、特纳(Turner B.S.)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将人的身体特征视为由政治、规训和话语等方面规制生产与调控的客观对象。二是结构化理论中的身体观念。布迪厄(Bourdieu)与吉登斯(Giddens)是这一理论的典型倡导者，其基本预设是社会结构与行动具有互相构成的性质，身体既是社会实践的被动接受者，也是所处环境的积极创造者。这两类讨论在研究进路上总体呈现一个共同特点，即身体的物质性和感官性臣属于其他因素，由此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躯壳(leib，身体存在的结构性、客观化特征)，但未充分把握身体(korper，身体存在的生命、感觉、感官、情感等特征)。为了凸显传统的分析焦点，身体淡出研究视线，身体在理论写作中的“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仍然是个切实存在的问题。这无疑与视觉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在学术界的话语垄断，多感官的身体体验研究与多媒介的文化表征的边缘化有关。在知觉现象学看来，所谓自我、社会和符号秩序都是通过身体的工作而形成的，行动所面临的诸般机会和约束都源于身体自身问题。从“社会结构中的身体”转到“体验中的身体”，用现象学视角说明社会行动者活生生的体验对于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必要的。在后现代主义反思思潮的推动下，身体体验的具身体现(embodiment)研究兴起，这一研究强调具身体现的决定性而不是被决定性，强调意义与知识的普遍身体基础。
从具身体现角度出发，身体感觉不只是生理现象和铭刻文本意义的主要载体，也是创造意义的重要来源。随着这一认识逐渐被学界接受，身体感官研究也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新焦点之一，这也是克里斯·希林划分的第三类身体研究，即生命态身体(lived body)的现象学思路。这一趋势被加拿大人类学家戴维·豪斯(David Howes)视为“感官转向”(sensorial turn)，即从“身体观”转向到“身体感”。在这一话语下，学者们发展出一系列理论概念，如感官人类学、感官地志学、感官社会学等。在研究中，学者们对感官体验、知觉、获知及实践探索进行了广泛讨论，反思并逐渐形塑和呈现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田野工作的规范路径。
感官民族志在中国大陆地区尚是全新事物。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感官民族志研究中所牵涉的原理、实践与表征等问题予以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感官民族志作为人类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视角新方法的重要意义。感官民族志的发展前景广阔，但作为新生事物，仍需要在保持与传统民族志对话的前提下，不断反思并利用多媒体技术，挖掘出它的学术潜力。
一、“身体感”：感官民族志的研究起点
近年来，传统上专属于心理学、神经学关注对象的身体感觉也变成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前提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身体感觉不只是自然、固定、普遍的生理现象，也不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与社会阶层、消费以及政治的过程有着密切关联)，它更是构成社会意义的基础，因而是历史过程的产物。
西方社会中理所当然地以视觉为中心的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在其他社会中，无论是感觉的数量还是顺序都可能不同。例如，爪哇人有五种感觉，即视觉、听觉、谈话感觉(talking)、嗅觉及触觉，而秘鲁的玛氏那华人(Cashinahua)则能够明显区分出六种感觉或智慧：这些感觉分别位于皮肤、手、眼睛、耳朵、肝脏以及生殖器上。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感觉往往与象征隐喻相关联，构成社会意义的基础。康斯坦茨·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认为：“当我们检视不同文化里与感觉相关的意义时，会发现感觉成为潜在的象征集聚地。视觉可能与逻辑推理或者巫术相连；味觉往往被用作审美差异或性体验的隐喻；气味经常代表着神圣或者罪恶、政治权力或社会排斥；这些感觉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社会认可的‘感觉模式’，社会成员以此来理解世界或者将感官知觉和概念转译成特定的世界观。持有不同的某一感官价值的社会成员可能会对这一感官模式提出挑战，感官模式提供基本知觉范式供人们遵循或反抗。”
人类学对于感觉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当时人类学家为了划分不同的种族类型，专注测量所研究人群的身体和感官指标。例如，为了开展心理生理测量，1898年由生物学家哈登(A.C.Haddon)，人类学家里弗斯(W.H.R.Rivers)、梅耶(C.Myers)、麦克杜格尔(W.MacDougall)等人组成了“剑桥托雷斯海峡探险队”。这次探险也标志着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出现。当时流行的斯宾塞假说(Spencerian hypothesis)认为，智力、逻辑推理与人的感官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原始人感觉发达，智力落后，而现代人正相反。测试结果当然不像斯宾塞假说那么简单明了，里弗斯与梅耶等人将原始人的一些超长感官能力归于训练、生存以及习惯的结果而不是基因遗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种族主义在人类学界式微。主流人类学家的工作由体质人类学转到社会形态学(对社会组织的分析)，与感觉相关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五六十年代，米德(Margaret Mead)、特纳(Victor Turner)等人重拾感觉研究，他们更多地强调感觉模式而不是感官指标。但没过多久，语言学及其类似的研究(如列维-斯特劳斯的语法、格尔茨的文本、福柯的话语)完全控制了人类学话语，似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像语言或者文本一样被建构或被研究，文化被当作文本来读，人类学的功能“退化”为处理文本。这一势头以八十年代《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为标志达到顶峰。一些人类学家对此深为不满，认为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仅仅将身体视为社会组织刻画于其上的被动的根基，而格尔茨将文化研究停留在脱嵌(dislocation)概念和依靠文本的警句格言上。这些人类学家的代表，如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就认为，不是所有的仪式都被设计为“就事论事”，他们的意义存在于行动中，身体语言(somatization)就是用来强调排除口头语言的。随着知觉现象学的兴起，部分人类学家将目光重新转向身体感。
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民族志被多个学科广泛使用，与人类学的关系相对更为密切。感官民族志也是如此，它是随着感官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出现而出现的。作为对视觉中心主义(occularcentrism)、文本中心主义(textcentrism)强势地位的批判，感官人类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立起来。应该说，它是媒体人类学、现象学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及民族音乐学的结合，代表学者有康斯坦茨·克拉森、戴维·豪斯、保罗·斯托勒(Paul Stoller)、纳迪亚·赛瑞麦忒克斯(Nadia Seremetakis)、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斯蒂文·菲尔德(Steven Feld)、基斯·萨索(Keith Sasso)、莎拉·平克(Sarah Pink)等，代表性学术机构如2006年成立的哈佛大学感官民族志实验室(Harvard Sensory Ethnography Lab)。斯托勒于1995年在《具身的殖民记忆》(Embodying Colonial Memories)一书中率先使用“sensing ethnography”一词。目前，英文世界中广泛使用的是“sensory ethnography”。台湾学者张珣的《馨香祈祝：香气的仪式力量》是中国感官民族志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西方学者平克讨论了感官民族志的发展脉络。她认为，感官民族志沿着两条路线演进。一条路线在于，以戴维·豪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感官的兴趣主要是从整体上探讨感官经验，勾勒感官轮廓，描述感官的文化秩序，进而比较不同文化间感官经验的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觉形态对意义的作用。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的参与及有关民族志资料的发表表明，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感官分类模式似乎是可行的，但脱离了感官经验的即时性(immediacy)，仅仅将感官经验看作是表达超感官和文化观念的工具，就有问题了。于是，以提姆·英戈尔德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逐渐脱离集体性感官意识的研究路径，转向通过个人感官体验来探讨感官之间、感官与符号意义之间的关系，由此走向了另一条路线。
台湾学者余舜德认为，作为感官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身体感与其说是指个人主观经验的各种身体感觉，毋宁说是指身体感官项目(category)及其感知方式。当讨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时，个人感官经验的内涵通常难以把握，尤其是涉及个人主观评价时，更可能呈现很大的差异性，而能够为学者研究的是，在行动中所体现的身体感项目，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感知方式。具体而言，这些项目通常包括洁净感、舒适感、饥饿感、疏离感、性感、美感、便利感、时尚感等，项目内部具有复杂的体系关系，并形成凸显文化特色的感知方式。这些感官项目和感知方式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社会关系的建立、宗教仪式的展示、社会阶层的分化及象征意义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学者豪斯进一步指出，根据感知方式的意义和侧重点不同，感觉体验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中也是不同的，以此可以进行跨文化比较，通过分析不同文化间感觉在生成不同社会基础结构中的作用，来探寻这些变量对于社会组织、情感规则以及其他文化表达的影响。
当人类学者将目光聚焦于身体感时，如何把握不同文化中的感官项目和感知方式则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即从方法论角度如何抓住经典民族志在观察和访谈中忽略掉的有关身体感的深层知识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点。平克认为，人类学家们的共识是，感官民族志依然会使用传统民族志方法，如参与观察、访谈等，但是在方法实践上会更多地利用视觉和听觉等技术。整个研究过程中，无论是概念性步骤还是实践性步骤，在感觉、知觉、项目、意义、观念、获知方式及实践等方面，感官民族志者的反思性思维要贯穿研究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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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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