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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神祭祀时间
与摆供习俗之祆教渊源
仅从形象类似来推论火神与祆神的联系，似乎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下文将以桃源集火神会为例，分别从祭祀时间与摆供习俗两方面讨论，进一步比较两者的习俗表现，以获得更有力的证明。
（一）火神祭祀时间
桃源集的火神会以正月初七为正日子，民间俗传此日为火神诞辰。与之邻近的商丘、济宁、聊城等地也“多于岁首人日祭”。不过，考察其他地方祭祀火神的时间，又不独为初七这一天。河北胜芳的火神会在正月十二至十六进行“走会”[vii]，河南武陟于正月初八“行水”[viii]，汲县则于正月二十九日“迎神扮秧歌”[20]278。同时，清代礼制规定“火神之礼……岁以六月二十三日遣官致祭”[21]452，故民间又以此日为火神生日。《清嘉录》记吴地风俗，即以六月二十三日为火神诞。此外，我国西南地区的“火把节”也多在六月举行。由此看来，中国火神的祭祀时间大抵都集中在正月和六月。那么，这一祭祀时间是否也受到了祆神崇拜的影响？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粟特历法作简要论述。
粟特地区位于中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其文化、宗教受波斯文化影响颇深，早在阿契美尼王朝时期，便已流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并融合当地民间信仰、佛教及印度教等，形成了带有粟特地方色彩的祆教信仰。故其历法与波斯相同，采用古巴比伦历法，一年360日，每月30天，后经改革，又于年末增加5天伽萨日（Gāthā）。对于粟特历法，中国史籍亦有记载。《通典》引韦节《西蕃记》云：“康国人……以六月一日为岁首。”[22]1039杜环《经行记》载：“末禄国……其俗以五月为岁。”[22]1044而《新唐书》记康国“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祆神，出机巧技”[23]6244。对于史籍中所记岁首不一的原因，蔡鸿生认为是其历法度数未能尽合天行，一年差6小时，四年共差一天，为此，其岁首每四年必须提前一天[24]32-33。许序雅以为这应当与8世纪中叶康国改用伊斯兰历有关[25]。而赵洪娟则结合汉文史籍与阿拉伯学者比鲁尼（Biruni）的记载，以汉历六月对应粟特一月，由此推算，则汉历十二月对应粟特七月，七月一日又是粟特的半年节（Faghakan），亦可称岁首，即认为《新唐书》所记“以十二月为岁首”，乃是粟特的半年之首[9]。笔者以为，此说当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于《经行记》中以五月为岁的记载，则是中亚阿姆河西侧末禄国（即木鹿）的岁首，其历法与康国历法不同，不应混淆。
根据英国学者玛丽·博伊斯（Mary Boyce）的研究，琐罗亚斯德教的节日不仅与其所庆祝的创造有关，而且与季节时间紧密相连。[26]539然而，在历法改革以后，那些原本与季节密切相关的节日逐渐与之脱节，例如波斯、粟特等地的新年已由春分推移到夏至。因此本文以为，粟特人进入中国社会以后，很可能会放弃改革的日历，转而采用汉地历法记时。例如，《隋书》卷八三载：“石国……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27]1850此条文献所描绘的是粟特石国国王在正月初六、七月十五出行祭祖，设宴欢庆的场景，其中所记正月、七月当是汉历无疑。同时，据博伊斯考证，波斯历的一月六日在历法改革以后成为真正的新年，人们在这一天祭祀亡灵，集聚火庙，举行庆祝活动[28]，这正与《隋书》中的记载相对应。由此推知，粟特石国人即采用汉地历法记时。此外，有证据表明，唐调露元年（679）为安置突厥降户所设之六胡州中的胡人，有很大一部分是粟特人。据法国学者路易·巴赞（Louis Bazin）考证，“在突厥东部……他们接受的是中国中原的纪年制与历法”[29]7。因此，由突厥社会而来的六胡州粟特人也是使用中国历法。
如前所述，生活在中国社会的粟特人既已使用汉地历法，而中国火神的祭祀时间又以正、六月为多，那么我们能否在粟特节日中找到与之相对的节庆活动？根据比鲁尼对粟特节日的记载，一月一日即为粟特新年，是为“高级诺鲁孜”（Great Naurōz）[30]221。该节是为庆祝火的创造而举行的节日，圣火崇拜在此时达到高潮。黎明前，教徒们纷纷在屋顶燃起火焰，与亡灵弗拉瓦西（fravašis）告别之后，将燃烧过的火炭送往火庙。粟特又以七月一日为半年节，“其意义、庆祝方式和重要程度与新年等同”[9]101。而且，通过比鲁尼对波斯及粟特历法的考察，可知波斯历与粟特历之间相差五天，即波斯要比粟特早五天。而粟特人为了与波斯历法保持一致，通常提前五天庆祝半年节，即在波斯历的七月一日[30]221。这样，半年节便落在了粟特历的六月份。由是，活跃在中国社会的粟特人依汉地历法，在一月和六月举行隆重的祈祭活动，集聚火庙，取火咒诅，这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火神的祭祀时间。
（二）摆供习俗
桃源集火神会之所以在诸多火神节中独树一帜，乃是因其供品形式的独特性。每年正月初六，花供艺人们会聚一堂，各展其能，以蔬菜、水果、面粉等为原料，辅以雕刻、捏塑等技艺，制成造型生动，种类繁多的花供。初七早上，六道街的花供依次被奉献给火神爷，称为“进供”或“朝供”。祭祀结束以后，各街花供被摆在事先搭好的彩棚内，供民众观赏品评，由此形成“走着瞧”的花供盛会。
以火神祭祀为依托的花供会，实质上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摆供习俗。而这种较大规模的摆供活动也存在于山西地区。“岚城面塑供会”，或称“岚城供会”，是山西省岚县岚城北街于每年二月十九祭祀“民间神医仙姑”的传统庙会活动，当地俗称“摆供”，其活动形式即是制作各种面塑供品来祭祀神灵。一般在二月十六开始准备面供，利用手指造型以及剪刀、梳子、筷子等工具，制成蛇燕燕、爬孩孩、罗汉汉、老寿星、八仙过海、唐僧取经等形式多样、造型生动的面塑供品。到了二月十九早上，北街民众纷纷将自家的面供摆在供塔南面的供桌上，然后祭拜神灵，祈求神灵的护佑。在摆供和祭神仪式结束后，北街上便形成了长约200米的“面塑街”，素色和彩色面供交相辉映，娱神与娱人融为一体，来自十里八乡的民众纷纷投入到这场盛大的赏供活动中来[31]。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地区曾是中亚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荣新江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中，所举粟特人翟突娑、安师、康达、何氏、安孝臣等墓志，均是粟特人著籍太原的明证。而1999年出土的隋代《虞弘墓志》：“公讳弘……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宝府”[32]36则表明“这三州都有以胡人聚落为统辖对象的萨保府”[32]36，亦即存在粟特聚落。随着粟特人在山西的广泛活动，祆教也流行于此，并对古代山西社会产生相当影响。对于上文提到的摆供活动，我们也能在祆教文化中找出与之相似的习俗。
根据博伊斯的调查研究，祆教万灵节“除了庆祝无处不在的火的制造外，还庆祝万物的创造；其特别表现为用不同的原料制造万物的模型”[28]52。人们用面粉制成星星、月亮、小人、梯子、锤子等造型，又用黏土捏成自由站立的人物，牛、驴、绵羊等家畜，以及夜莺、孔雀、骆驼等动物，然后将这些黏土塑像刷白，摆在“大门廊”处，以见证万物的顺利创造[28]52-53。新年前夕，这些模型被摆放在屋顶，用以祭祀亡灵弗拉瓦西。这一祆教习俗与上举桃源、岚城的摆供活动非常相似，可见两者之间或有渊源关系。同样，曾有大量祆教徒聚居的广州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摆供活动。广州珠村一带在乞巧节时，通常会举行“摆七娘”的活动。未嫁女孩们在七夕前两三个月便开始准备各种各样的乞巧工艺品，主要有珠村牌坊、七夕公仔[ix]、七娘盘、芝麻梅花香、腊梅花、拜仙禾、珠片瓜果、斋塔等。到了七月初一，巧女们将这些工艺品摆放在祠堂内，供村内外的民众观赏评论，形成大规模的摆供活动，直到初十才结束[33]。对此，刘宗迪认为珠村七夕节中的七夕公仔、“谷仙”等供品，明显是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34]。而笔者以为，除了所供物品外，这种摆供活动本身就与祆教文化密不可分。
以上通过对火神与祆神的形象、祭祀时间、摆供习俗等方面的对比考证，可知两者的确有着紧密的联系，即祆神在中土的流传演变中逐渐与中国传统火神信仰相融合。为进一步证明此观点，下文将对活跃在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粟特人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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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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