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解俄罗斯满学的历史，有必要认真研究亚历山大·维拉迪米洛维奇·格列宾希科夫（Alexander Vladimirovich Grebenschikov）（1880—1941）的学术遗产。他的名字与《尼山萨满故事》手稿的发现密不可分。格列宾希科夫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研究所，在研究所从事满语教学工作。1908年，他考察了东北瑷珲和齐齐哈尔附近村庄，搜集语言学和民族志方面资料，其考察报告于1909年发表在《亚洲公报》上。在报告中，格列宾希科夫标明并介绍了讲满语和达斡尔语的村庄，他计划在这些地方进行满族萨满教研究。1908年，他在瑷珲地区发现了《尼山萨满故事》手稿。1911年，格列宾希科夫被任命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研究所满语教授，并建立满语语音学实验室。1932年，他到位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工作。1941年12月，正值二战初期，格列宾希科夫在列宁格勒去世。格列宾希科夫的档案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其中有珍贵的满族和达斡尔族萨满教资料，萨满神歌用俄语转写，反映了当时满语口语情况。1941年，格列宾希科夫完成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俄文翻译，但至今没有出版。东方文献研究所还保存了一组格列宾希科夫在满洲考察时所摄照片。
关键词：格列宾希科夫；满族民俗；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研究所；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满学；《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作者简介：庞晓梅，圣彼得堡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俄国满学史,满族文学与宗教，满文文献学；于洋，辽宁辽阳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
一
俄罗斯的满学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传教士的作品。到20世纪，俄罗斯的满学研究者以大学教授为主，亚历山大·维拉迪米洛维奇·格列宾希科夫（见图1）是其中之一。研究满—通古斯语民族民俗和萨满教的专家一定十分熟悉。
满族史诗《尼山萨满故事》手稿中所绘尼山萨满形象（见图2）。尽管这部手稿迟至1966年才出版，但格列宾希科夫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了《尼山萨满故事》。20世纪初，格列宾希科夫的名字与东方学研究的两个主要阵地联系在一起，分别是俄罗斯最西端的圣彼得堡和最东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自1855年起，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一直是授予未来东方学家学位的最高教育机构。著名的院士在汉语和满语系开设课程，其教学方式建立在对文本分析和考证的旧学术传统之上。随着俄国边界的扩张及对东方经济利益的重视，与远东国家有关的应用性知识逐渐变得重要，189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专门的东方研究所。
1899年10月15日，首任所长在就职演讲上说：“东方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为俄国在东亚地区及邻国的管理部门、商业或工业机构培养学生，目前这类机构在俄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是唯一的。为了实现此目的，东方研究所的教学内容应注重实用性。同时，学生还要了解远东地区的自然环境、商业生活以及与东亚不同国家的法律关系。”研究所由4个系组成，这反映出俄国的主要政策方向：汉语—满语系、汉语—日语系、汉语—朝语系、汉语—蒙语系。事实上，汉语作为远东地区的通用语，每个系的学生都要学习。到中国东北北部和各自研究区域进行夏季考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优秀的考察成果会发表在《东方研究所消息》上。汉语—满语系是规模最大的。在建所的最初5年里，即1899年至1904年，满语课程由所长波兹涅夫（Pozdneev）亲自讲授。汉语和历史课程由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的阿帕里那里杰·瓦希列维奇·鲁达卡夫（Apoloinarij Vasilievich Rudakov）和彼得·彼洛维奇·施密特（Peter Petrovich Schmidt）讲授。波兹涅夫调到土著教育管理部门后，彼德·施密特承担满语教学工作，并接任东方研究所所长和满语系主任职务，此时格列宾希科夫进入东方研究所学习。
二
格列宾希科夫于1880年7月29日出生在喀山。1900年，他进入莫斯科康斯坦丁地理标志研究所学习，但在1902年他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一名在东方研究所学习的编外学生。1906年，他被录取为四年制的汉语—满语系学生，于1907年提前毕业并获银质奖章。1909年建所10周年之际，《东方研究所消息》上发表了回顾性文章，其中提到1907年的毕业生格列宾希科夫。作为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他留所工作，准备担任空缺出的满语系教职。由于他是第一位留任研究所工作的毕业生，所以受到格外的重视，得到更为广泛的教育。1907年至1908年间，格列宾希科夫学习了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著作，尤其是口语语音学方面的知识。1908年，他在中国东北地区旅行，考察了“瑷珲、齐齐哈尔以及松花江下游附近说满语的主要地方，搜集语言学和民族志资料”。这次考察报告（见图3）发表在中国哈尔滨出版的俄国东方学家学会期刊《亚洲公报》（见图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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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篇报告的题目是《阿穆尔河和松花江沿岸（考察报告）》，另一篇报告的题目为《沿着诺尼河从布特哈到墨尔根》，在报告中他标明说满语和达斡尔语的村庄，并计划在这些地方继续进行萨满教研究。1908年10月，结束在中国东北考察后，格列宾希科夫到北京考察汉人学习满语的方法，购置了满文书籍。东方研究所将他的这次旅行收获编成《满文文献简述》和《中国满语情况的现代研究》出版。通过这些学术成果，格列宾希科夫得到教授们的高度赞许。在研究所的年度总结报告中，鲁德涅夫（Rudnev）教授提到，格列宾希科夫提供的材料，驳斥了满语研究经常提到的观点，即认为“即使满语没有死亡，也是一门正在消失的语言”。在之后的1912年，格列宾希科夫用语言学调查资料发表论文，题为《满族人，他们的语言和书写》，这篇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科学价值。
直到1911年，格列宾希科夫一直为教授职位做准备。他本应依据主题“满族萨满教文献调查”写作资格论文，这项研究是基于1908年他在瑷珲地区新发现3种《尼山萨满故事》手稿的分析。但研究所商议决定送格列宾希科夫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学习古典东方学研究课程，准备圣彼得堡大学的考试。当时，只有圣彼得堡大学具有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授予学位的资格。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研究所的课程主要是关于远东国家的应用性知识，与圣彼得堡大学的课程不同，因此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研究所毕业的学生要继续到圣彼得堡大学学习理论课程。东方研究所会议记录表明，格列宾希科夫在1911年春季学期来到圣彼得堡大学，学习课程涉及东方的语言学、民族志和文化方面。与此同时，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语音学实验室工作。在这期间，他应该结识了远东民族语言方面的专家和教授。
1911年秋季，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格列宾希科夫开始担任满语教授。他在《满语系1911至1912学年课程评论》提到，二年级的学生有3门课，分别是满语口语、满语书写和初级语法，满语的起源和发展，其中应用性课程需要上3个小时；三年级的学生学习满族历史和文学，还有高级满语语法课程；四年级学生学习满—通古斯比较语言学课程，开始尝试翻译满语官方文件。
在圣彼得堡期间，俄国和欧洲体质人类学家取得的成绩给格列宾希科夫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关注列夫·维拉迪米洛维奇·谢尔巴（Lev Vladimirovich Shcherba）（1880—1944）1909年建立的语音学实验室所做的研究。出于对口语的学术兴趣，以及在中国东北北部考察中所获的民族志及语言学资料积累，格列宾希科夫向东方研究所议会申请建立语音学和颅相学实验室，并专门提交了一份关于研究所创新必要性的论证报告。在申请购买口语研究专门实验设备时，他说：“至少在授课教师看来，东方研究所地处语言资料丰富的地方。在购买必要设备的同时，东方研究所保持对东方语言的学术和应用研究，通过运用欧洲学者推荐给的方法，老师和学生会将应用研究置于较高的水准上。在研究设备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得到满洲（译者按，此处系指中国东北，下同）北部一些部落的语言信息，将其记录在图纸上并用录音保存。通过对记录的分析，我们可以为那些无法到遥远国家和民族中调查的语言学家的严谨理论研究，提供精确的资料。”他接着补充说：“需要强调的是，满学研究尤其需要这些设备，因为在满洲北部——我们的边界附近——还有未知的民族，关于这些民族的知识是‘空白的’（例如涅吉达尔人）。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活态满语会话进行研究。满语系的主要工作是记录满语会话，尽可能多的运用设备记录土著的语言，尤其在汉语对满语冲击的背景下尽可能地获得鲜活的一手资料。”与此同时，格列宾希科夫建议管理部门建立颅相学实验室，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他说：“东方研究所的便利地理位置，允许我们在花费最少财力和物力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满洲、蒙古和朝鲜等土著民族开展科学研究，当我们考虑到研究所关于不同民族的课程，以及暑假到遥远地区考察情况，发现忽视了丰富的体质人类学资料。设立颅相学实验室，开展体质类型研究是关键的，有重要意义。得到体质测量训练的学生可以带回丰富的资料。通过比较和核对，这些颅相学数据可以为那些无法获得资料的专家提供精确的经验材料，进而提出理论。东方研究所搜集并出版这些数据可得到体质人类学家的青睐，并实现其文化使命之一”。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颅相学研究的信息，却找到一份实验语音学研究计划书，是格列宾希科夫1921年在国家远东大学发表的演讲。东方文献研究所保存的东方学家档案中有格列宾希科夫的个人档案，其中有两份手稿，分别是《书面满语的语音学调查》和《满语语音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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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格列宾希科夫的作品表明了满—通古斯语民族历史和生活的跨学科研究思路。
当圣彼得堡科学院以及整个欧洲学界认为满语是死亡语言的时候，格列宾希科夫证明在中国北方满族人和满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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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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