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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学基础理论既非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理论”或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方法和视角，也非“宏大理论”或“元理论”，而是通过逻辑演绎方法得出的学科原理和实践法则。依据康德对人类理性整体的先验划分，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已推论出必然的学科范式格局，即以实践民俗学为本体论、以维护每个民俗之“民”的自由意志能力和文化权利为目的论的“现在学”。
关键词：民俗学；基础理论；自由意志能力；文化权利
1978年，中国民俗学结束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大休眠期，开始学科复兴与重建，理论研究渐入正轨。本文只涉及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进程，不铺排现象和事件。理由在于：一、现象和事件只是外在的偶然事实，只有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方式，才能看到基础理论的内在生成过程及其必然走向；二、学科的基础理论完全不同于工具理论、应用理论、民俗学“概论”提供的“理论”和国际学界一直都缺乏的“宏大理论”，因为“民俗学的基础理论是民俗学科赖以发展的本体论和目的论范畴的理论，前者是关于民俗学到底研究什么的问题？后者是关于民俗学到底为什么而研究的问题？基础理论对于民俗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研究民俗的普遍本质及普遍规律的理论。”正因如此，基础理论才是学科的立足之本。
从性质来看，基础理论既非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理论”或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方法和视角，也非“宏大理论”或“元理论”，而是通过逻辑演绎方法得出的学科原理和实践法则。确切地说，基础理论不仅要有系统性和完备性，而且要有内在的必然性和逻辑上的可推演性与可反驳性。因此，要想建设基础理论，首先需要从民俗学的经验传统回到经验之前之先的哲学层次，为学科寻找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需要改变学科的经验思维习惯，至少以逻辑论证的方式来反观并弥补经验归纳的不足。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是事所固然和理所当然。本文以这样的基本理解来梳理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进程。
一、“现在学”理论构想的提出
新时期之初，中国民俗学百废待兴。当年对学科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人类学功能论和文化遗留物学说在继续发生影响，与此同时，其他西方民俗学流派被大规模译介到国内。这些流派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却没有引起我们对西方民俗学的哲学基础做认真反思。
不过，当功能论和文化遗留物学说在国际学界繁华褪尽之时，国内毕竟出现了一些理论冲动。1983年，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构想被提出，以往的历史民俗学和资料学开始转向“现在学”。1987年，中国民俗学“新的驿程”被宣示出来。尽管这些构想富有远见并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基础理论的问题意识，但本身缺乏具体的理论规定性。只有到了1990年代，“现在学”的命题才遇到理论知音并得以展开，这主要由两本书来体现：
一是《民俗学原理》让“民俗”研究从眼光向后的历时性转向朝向当下的共时性，让“现在学”开始获得理论规定性。该书固然出版于2001年，却是作者在1980—1990年代教学和思考的结晶。尽管书中用来规定“民俗”的一些概念在理论上还不够严密，但已经属于用概念思维的理论方式。更可贵的是，作者批评传统民俗学“对俗民在习俗体系中成长的法则性特点，缺少本学科的敏感和自觉”，明确指出国际民俗学主流倾向在原初学科定向、定位、定格上早已出现认识论偏差和理论上的致命弱点：即把风俗抽离社会、政治和经济，以所谓“客观”态度去猎奇，不仅只研究俗、不研究民，只研究民俗事象、不深究其本质，而且以漠然处之的态度对待俗民主体。这些研究和批判促使基础理论开始关注学科研究对象和主体的“法则性特点”，也为21世纪的实践民俗学预示了可能的方向。
二是《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把“生活世界”概念引入基础理论，进一步推动对学科主体和对象的理论反思，使中国民俗学从历史学转向“现在学”，从以俗定民转向以民定俗。该书标志着基础理论不再单纯引进外国理论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而是进入更为系统和深入的发展阶段。从方法论上来看，该书借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打开“现在学”的理论维度，奠定民俗学转向“现在学”的理论基石，发现民俗之“民”只是局部或片面的人，只有在生活世界中的民才是完整的人，由此开启中国民俗学探寻整体意义上的“民”与“俗”的理论可能性。
尽管这种可能性到了新世纪才获得更多的实现，但该书至少表明，直到1990年代，基础理论才迎来自己的序幕，才有了专门领域的雏形，进而印证一个精准的预言：“我预见到，我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的全面构建，民俗学领域系统工程的完成，必将由当代中青年民俗学者于本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基本实现。我充满信心地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学术界陋俗中那种内耗不断、门阀观念、排斥异已、论资排辈、弄权玩术的不正之风，在民俗学队伍中理应杜绝，以便创造一个团结进步心情舒畅的良好的学术研究的环境，给后来的青年人开拓一条宽敞的成功之路。一切基础理论都要由相适应的人才去建树，民俗学人才就更加难得了！”
二、现代性反思的内在歧路
随着“现在学”的内在维度被逐渐打开，基础理论产生了新的问题意识。到了世纪之交，针对学科自身的反思意识空前增强，基本态势是现代性反思，核心问题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的外在干扰，确立学科自身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这时，现代性反思涉及的普遍价值标准与多数学者的经验立场之间的矛盾造成这样的理论困境：一方面，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主观性而宣称价值中立，继而陷入纯客观的理论幻觉；另一方面，对本质主义和本真性的解构使主观建构论滑向相对主义，很容易与多元主义混为一谈。这是由于单纯的经验立场一旦介入普遍价值论就必然陷入自相矛盾。因此，只有超越仅对个人有效的经验层面并且转向对人人有效的先验和超验层面，才能找到合理而有效的解决方案。为此就必须用先验哲学基础替换以往学科的经验论基础，否则，“现在学”就容易陷入自相矛盾，难以在学理上自立自足。更重要的是，眼光向后的传统民俗学要想成为朝向当下的“现在学”，其问题意识和理论内涵必定会超出以往的经验范围和经验思维定式。换言之，现代性问题不再限于一般的学理探索，而是被价值论的焦虑所纠缠。价值论需要涉及实践的普遍标准，而传统民俗学的经验范围和经验思维方式恰恰无心也无力应对这样的实践价值问题。
由此来看，民俗学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传统研究对象的消失，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应对以及有多少能力应对学科的新问题。如果仍然在经验领域对民俗事件进行文化抽象和事实呈现，当然可以继续增加有关民俗的知识并不断取得成果，但这种研究往往无暇、无力顾及学科的根本理论问题，并且可能继续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失声和失语；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就需要改变学科的问题意识和思维定式，重新对学科进行先验奠基，从经验回到先验，并从先验层面再次回到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关怀上来。因此，为学科做先验证明的形而上学奠基是对基础理论的客观要求。尽管这项工作需要系统而深入的理论论证，但一旦站在先验立场就能看出，如果现代性反思仅限于经验立场，就难以在理论上澄清不同经验立场之间的差异、冲突及其理论根源。只有跳出来，才能发现经验立场本身的适用范围以及经验与先验的界限，而这恰恰是国内外民俗学同行还没有做过的事情。既然学术的首要职责是理性的正当使用，即在理性的合理限度之内正确地使用理性，那么，基础理论就不仅需要一般逻辑，更需要先验逻辑。因为只有先验逻辑才能划分经验与先验的界限，并且明确理性的认识用法与实践用法的界限，进而对一般实践与纯粹实践做出区分和规定，防止理性的误用和滥用。
在跳出经验立场并对学科及其对象做了先验划分之后，基础理论发现：随近代认识论转向而形成的传统民俗学在哲学基础上过于倚重经验认识，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民俗实践，越来越不关心民俗之“民”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越来越以求知遮蔽、取代求美与求善。在这种情况下，仅在经验范围内对民俗学做内外划分还远不足以让学科获得免疫力，因为一方面这种划分仍然是以经验“抵御”经验，既不能真正摆脱外在干扰，也无法获得客观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经验研究追求的“内在性”即便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的外在实践，却遗忘了民俗学真正的内在实践即自由民族主义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康德对经验与先验以及理性的不同用法的根本划分对欧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格局与方法论有深远影响，而包括民俗学在内的中国诸多学科却大都未经充分的理性启蒙和自我批判，大多疏于基础理论建设，所以更多地陷入实践目的论与经验认识论的二律背反，要么用经验认识方法来实现实践理性目的，要么沉迷于经验认识范式，完全忽视先验实践范式。这也是造成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根本原因。尤其在中国，对唯心主义的简单批判和长期排斥导致先验立场的根本匮乏，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先天不足使我们对理性的误用一直缺乏清晰的理论反思和有效的预防措施。理性的误用给中国民俗学造成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忽略先验语境，其次是无视“民”的先验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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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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