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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质疑的满族说部
在已出版的三批满族说部中，第一批文本颇受好评，吉林省满族说部集成委员会最为重视该批文本。出版前，集成编委会请专家评审相关说部。2005年7月召开“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专家们对先期成果《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比剑联姻》《扈伦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东海窝集传》《金世宗走国》等作品逐篇进行了审查和讨论。
第二批、第三批某些文本则受到了多方质疑，主要集中于以下问题：某些文本是否属于满族说部？文本经过整理后，整理者是否严格遵照了搜集整理的原则？文本内容必须为满族的故事吗？讲述者或传承人必须为满族吗？
首先，我们须厘清满族说部的标准，其文本需具备何种要素。富育光对此着力较多。1999年，他提出长篇说部艺术的特点有三，即“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2005年，他又进一步阐述其特点：
1.说部是对本部族一定时期所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评说，具有极严格的历史史实约束性，不允许掩饰，均有详实的阐述。
2.说部由一个主要故事主线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为纬线，环环紧扣成错综交揉的洋洋巨篇。每一部说部，可以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满族说部艺术，其内容包罗古代氏族部落聚散、征战、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祖先人物史传等等。
总之，满族说部应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有故事主线；宏大叙事特征；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等。我们可据此来分析被质疑的说部：
《爱新觉罗的故事》类属于“包衣乌勒本”，讲述了87则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故事，从努尔哈赤开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故事之间有主线有轴心。《八旗子弟传闻录》搜罗了散落在各地的民间故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围绕一个人或围绕一个地域，虽有“独立情节”，但并未“自成完整结构体系”，从文本内在的逻辑来看，《八旗子弟传闻录》不应被纳入满族说部文本。《伊通州传奇》与《八旗子弟传闻录》一样，虽讲述流传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故事，但没有“自成完整结构体系”，按此逻辑，该文本也应被排除于满族说部之外。《满族神话》由荆文礼根据傅英仁残本、口述记录重新整理，文本多数在《满族萨满神话》中刊布，比较起来差别不太大。该说部讲述了归属于不同氏族的神话，并非满族某一氏族或某一地域的，笔者认为不应属于满族说部。而《女真萨满神话》和《女真神话故事》略有不同，文本从萨满神下界开始，围绕萨满神接受天神阿布卡恩都力的嘱托，帮助教授北方各地居住的男女得以阴阳和谐、繁衍后代并定居生活。67则女真神话以九仙女、萨满神为核心人物，讲述早期人类的生活状态。因此《女真神话故事》应可归入满族说部。《恰喀拉人的故事》被纳入到“包衣乌勒本”中，为20世纪80年代孟慧英搜集穆晔骏讲述的故事，共19则，以某一个特定的家族秘传为主，应属于满族说部。
其次，满族说部的整理者应该遵照科学的整理原则，尽可能保留讲述者的个人风格。
满族说部集成编委会一直坚持整理者要尊重讲述者的版权，且要保留讲述者的讲述风格。若整理者修改之处特别多的话，讲述风格会由讲述者的变成了整理者的。在已出版的文本中，富育光讲述整理的说部占了一半左右，整理者有荆文礼、于敏、王慧新、曹保明、王卓等，整理出版的文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富育光的个人风格。
再次，我们认为满族说部文本讲述者不一定必须为满族人，满族说部内容不一定必须为满族人内部的故事。
戴宏森认为《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是说唱唐时粟末靺鞨人建“渤海国”的女英雄红罗女故事，当属中古英雄史诗。辽灭渤海后，大部分粟末靺鞨人被迁到辽阳以南，后逐渐南移，与汉人融合。因此，这两部书不可能为“乌勒本”。《双钩记》说唱河北草莽英雄窦尔登（窦尔敦，《阅微草堂笔记》作窦尔东，原型实有其人）被清廷流放黑龙江与当地满族交往的传奇故事，也不可能是“乌勒本”的。
满族说部主要讲述满族民众及其先人的历史文化，靺鞨英雄故事应归入其中，而讲述汉族故事的《瑞白传》却不能算满族说部。那么，满族说部集成委员会从何种意义上认同《瑞白传》的呢？其他民族的讲述者，讲述满族的民间叙事传统，是否算是满族说部传承人？
富育光先后收徒多位，2017年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四嘉子举行拜师仪式的有四位，其中三位都是满族，一位汉族传承人安紫波。安紫波曾拜单田芳为师学评书，目前在跟富育光学习讲唱《乌布西奔妈妈》，并整理《群芳谱》。他得到了富育光的认司，但有学者因其汉族的身分质疑他是否可以传承满族说部。
笔者认为在讲述传播过程中，满族说部有其他民族的参与、聆听及传播，而其他民族的叙事传统也以满族说部的形式在满族民众中传承，这也是民族间文化的融合。满族人讲述的汉族故事可被称为满族说部，汉族人讲述满族说部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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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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