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满族说部文本的类属
满族说部的分类,若按时代划分,20世纪80年代学者提出满族说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1世纪前后,学者提出三分法、四分法、二分法。
(一)广义和狭义的满族说部
广义的满族说部可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以满语形式在满族民众中讲述过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长篇白话小说,应在达海创制满文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翻译了。第二,《英和太子走国》《花木兰扫北》等满族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德布达林”。第三,由满族氏族世代传承的氏族神话、家族史、萨满故事等“乌勒本”。目前已出版的满族说部文本多为第二、第三部分,学者们普遍接受“德布达林”“乌勒本”的狭义概念,笔者也持狭义满族说部的观点。
(二)分类法之别
1999年,富育光按照叙事内容的类型提出三分法,即“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窝车库乌勒本”指神龛上的本子,按文类来说一般是神话传说,或为史诗;“包衣乌勒本”是家族的,“家传”或“家史”;“巴图鲁乌勒本”是英雄传记。2005年,富育光在《栉风沐雨二十年》中提出四分法,在前三类基础上加入“给孙乌春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满语为gisunuchunulabun,指说唱传记。笔者认为其分类逻辑不一致,三分法以叙事内容分类,四分法则以讲述方式进行分类。
2014年,基于三分法和四分法,王卓提出二分法。她认为三分法和四分法的分类逻辑不对,笔者深以为然。但简单划分为二类,标准又过于模糊,不足以体现满族说部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特性。二分法将满族说部分为说唱形式和非说唱形式两类,“窝车库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应为说唱一类,“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为非说唱一类。说唱类的“给孙乌春乌勒本”和“窝车库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的文本属性模糊,有的文本并非韵文体却被列入其中,“窝车库乌勒本”多为韵文体。《尼山萨满》作为“窝车库乌勒本”,20世纪初《尼山萨满》曾被德国学者马丁·吉姆称为“东方的《奥德赛》”,彼时应为韵体的。目前,《尼山萨满》在东北各少数民族中都有流传,以讲述为主。而从韵体转为散体讲述,其原因主要为:讲述者已不懂满语;讲述者年龄越大越难以唱好。那么,以讲唱与否来分类意义并不大。
表二 富育光三分法、四分法之下的文本
表二是富育光先后发表的论文中所提满族说部文本的分类情况,其中最稳定的是“窝车库乌勒本”,仅增加2部文本,变化最多的是“给孙乌春乌勒本”,新增10部,其中3部本归属于“巴图鲁乌勒本”。其他三类中,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者有6部,如《姻缘传》《红罗女三打契丹》《比剑联姻》《萨布素将军传》《萨大人传》《忠烈罕王传》,前三部最初被归为“巴图鲁乌勒本”,2005年被归入“给孙乌春乌勒本”;后3部原为“包衣乌勒本”,2005年被归为“巴图鲁乌勒本”。与英雄红罗女有关的2部说部毫无疑义应归为“巴图鲁乌勒本”,出版的文本并无说唱部分,因此四分法的文本归属值得质疑。《萨布素将军传》《萨大人传》在其“传承情况”中介绍讲述者傅英仁、富育光都坦陈萨布素为其家族祖先,其文本应归为“包衣乌勒本”。由此看来,四分法的确存在欠妥之处,不似三分法分类标准一致。
2005年8月,吉林省文化厅也依据四分法将满族说部文本进行了分类。
表三 吉林省文化厅提出的文本分类
表三仅提到19部文本,而满族说部已出版54部,有大量说部文本并未纳入该分类表。与表二对比来看,表三主要依照富育光2005年的分类标准。
2007年,在《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总序》中,谷长春的分类与富育光、吉林省文化厅略有不同。
表四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总序》的文本分类
表四中《萨布素将军传》《萨大人传》《忠烈罕王遗事》被归入“包衣乌勒本”,与富育光1999年提出的相同。还有其他学者的不同分类标准,但主要都是以表二、表三、表四为基准,此处不再赘述。
(四)其他文本
表二至表四中,未纳入已出版的《八旗子弟传闻录》《伊通州传奇》《瑞白传》《满族神话》《女真神话故事》,也未列入仅存名而无具体文本的满族说部,如富育光提过的《秋亭大人归葬记》(《金镛遗闻》)、《鳇贡记》《北海寻亲记》(《鄂霍茨克海祭》)。
有些满族说部文本,富育光曾详细地介绍其传承情况:吉林乌拉街满族镇旧街村满族著名民俗专家赵文金老人因病去逝,使吉林乌拉街打牲衙门传承二百余载的满族说部《鳇鱼贡传奇》未能抢救下来;永吉县小学校长胡达千多年来收集了《韩登举小传》《傅殿臣外传》《关东贡虎记》等长篇满族说部和汉族话本,只可惜仅留下《傅殿臣外传》;黑龙江省爱辉中学教师徐昶兴家传《秋亭大人归葬记》未能传下来。其他诸如《清图们江出海纪实》《北海地舆记》(《鄂霍茨克海祭》)《女真谱评》等重要说部,只留下了部分内容或仅佚书名,内容却无从稽考。其中《鳇鱼贡》《女真谱评》都已出版。
在2005年富育光满族说部所进行的分类中,目前未见到的文本7部,即《秋亭大人归葬记》《三姓志传》《海宁南迁记》《关玛发传奇》《巴拉铁头传》《依尔哈木克》《得布得力》。
从这几类文本来看,“窝车库乌勒本”主要为史诗或者神话,讲述萨满祖师们的非凡神迹,讲述者最初一定是氏族萨满,而且是在氏族内部传承的。“巴图鲁乌勒本”分为真人真事的讲述和历史传说人物的讲述。“包衣乌勒本”是在氏族内流传的本氏族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给孙乌春乌勒本”重点强调文本为韵体,但《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绿罗秀演义》并非韵体,反而是散体的故事,若称其为说唱的确勉强。《奥克敦妈妈》的分类也很模糊,富育光将其纳入到“给孙乌春乌勒本”,又将其与《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并列为《天宫大战》的所属神话,若按此理《奥克敦妈妈》应为“窝车库乌勒本”。
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戴宏森曾依据满族说部题材将其概况为讲史题材、侠义题材(如《飞啸三巧传奇》)、世情题材(如说满汉青年争取满汉通婚抗争故事的《姻缘传》)、神怪题材(如《天宫大战》《女真谱评》中的九仙女),可惜他并没有深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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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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