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建立在对太阳进行科学观测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代表。

 

　　二十四节气不是凭空悬想产生的，而是人们经过长期对于大自然的一年又一年的变化进行观测，在积累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最后产生的。而对大自然的一年变化进行观测的核心点，正是太阳的变化。所谓“日月之行，四时皆有常法”，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掌握它？有一个成语叫“立竿见影”，是中国古代人对于太阳长期观察的历史传统中最根本的一个方法，是对一周年太阳影子周期性变化的认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在所有天文仪器中，最古老的是一种构造简单、直立在地上的杆子……这杆子白天可以用来测太阳的影长，以定冬夏二至，夜晚可用来测恒星的上中天，以观测恒星年的周期”。中国古人发明以圭表测日的方法很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带有刻度的圭尺，这一实物的发现，证明我们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圭表测日的方法。测量太阳的杆子，古代称为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版叫做圭。太阳照表之时，圭上会有表影，根据表影的方向和长度，就能读出时间。学会观测日影，并掌握一年冬至与夏至的变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意义巨大。

 

　　依照张杰教授的研究，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也与以圭表测日有关。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很多种。其中以盖天说影响最广。《吕氏春秋·有始》记载云：“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冬至日行远道，周行四极，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晋书·天文志》说得更为形象：“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聩，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古人不仅视天是隆起的，大地也是中间隆起的，并且视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张杰认为，依据《周礼》《周髀算经》《淮南子》等文献的记载，古人观察夏至冬至的晷影与观测时画在地上的圆周的四个交点形成一个矩形。

 

　　通过持续地观测一年复一年日影的变化，古人发现了日影最短的夏至日和日影最长的冬至日这两个极点，并准确掌握了一年日影变化的周期性。陶寺遗址的发现意味着孔子所称讲的“用夏之时”并不是假托古人，更可能的是历史上夏代人确实非常早就已经掌握了冬至、夏至太阳的变化规律。秦汉时期彻底建构成型的二十四节气，依托的是对太阳长期科学的观测。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结晶。

 

　　二十四节气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转换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依据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很早就设有专门负责观测太阳和大自然时间变化的专职人员，这就是羲和氏。《世本·作篇》说“羲和作占日”，宋衷注：“占其型度所至也。”张澍按：“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长短也。”懂得观测太阳影子的长短变化，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发展中一个巨大的进步。检点中国古代文献，羲和氏一族始终与观测太阳关系密切。《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孔传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艺文类聚》卷五引《尸子》曰：“造历数者，羲和子也。”《前汉纪·前汉孝宣皇帝纪卷第十八》载：“古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时之节，以敬授民事。”汇合这些零散存于典籍中的史料可知，羲和氏一族为重黎后人，是古代掌管时间、负责观测太阳和掌握四季变化的官员。羲和氏一族因能够计算天象成为专业观测人士，因此也会因天象变化而获罪。《尚书·胤征》即记胤侯因“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而被“帅众征伐之”的故事。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经过对太阳的长期观测，古人认识到寒暑变化与日影变化不仅是一致的，而且这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利用立竿见影的原理，中国古人慢慢认识到太阳的周年变化。他们逐渐掌握了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两分两至）这四个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正因如此，在甲骨文中和时间相关的字，大都带有“日”字。在《尚书·尧典》中把春分叫日中，秋分叫宵中，夏至叫日永，冬至叫日短。古人依靠对太阳的科学观测一点点积累，最后形成完美的二十四节气这一体系化的时间知识。

 

　　二十四节气建立在对太阳进行科学观测的基础上，还吸纳了月象知识，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这一套符合大自然一年周期变化规律的时间文化体系。

 

　　二十四节气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它参与建构了中国人的时间生活。

 

　　《易》云：“变通莫大乎四时。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中国古人认识到大自然的变化是有秩序有规律的，人的行为必须“应天顺时”，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整个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守必要的秩序。“观象授时”的时间文化体系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根基，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物质生产与人文关怀。

 

　　《周易》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就是包括对太阳的观测在内的有关季节、时令变化之学。有了“天文之学”，人们可以“逆知未来”，能够主动地掌握一年四季气象变化的大趋势，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农耕生产的发展。而在“天文”与“人文”相互关联之上，中国古人发挥自己的想象，构筑了一个由客观的观察和主观的想象结合的知识体系，最终形成代表中国古代文化根本特征的天人之学。作为一种思维的原则，大自然的寒来暑往与我们的生命之间构成了深刻的互动关系。如《黄帝内经》所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所云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套时空知识在古代地位至高，在《礼记》中甚至被称为“令”——人必须遵循的时间法则。审观整个中国古代时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建构了中国古代人的时间生活。整幅星汉灿烂的古代思想与文化的巨幅画卷，展开的背景正是包括太阳观测在内的中国古人对于大自然时间变化观测、认识而形成的时空观念体系。

 

　　二十四节气是根基于中国古代科学精神，对于一年春夏秋冬的时间之流做出的更为细致科学的划分。从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和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如何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内涵的科学精神的优秀代表，是华夏古代文明智慧最伟大的结晶，直到今天依旧拥有极大的实用性。二十四节气参与建构了中国人的时间生活，对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审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