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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民俗学和人类学的一种基础性方法论，是反馈研究所得的主要手段。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者希望通过对本土方法论概念“民俗志”的阐发，来树立一种与民族志对标的方法论，但至今为止学界尚未就“民俗志”的内涵与外延达成共识。从国际民俗学的实践来看，民俗学者对其田野调查过程与所得的学术性呈现方式中，“民族志”依旧是基本手段之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学者与民俗学者对单个社区的聚焦式民族志多有反思，尤其是面对当代世界剧烈的社会变迁，所谓传统的、场所的、科学的、聚焦的民族志已经不能满足多元学术呈现的要求，而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正是反思经典民族志浪潮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论。正如涂炯指出的：
多点民族志的出现与1970年代后世界体系宏大视角的变化及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有关，更与现实的变化有关。随着世界的紧密联系和流动性增强，新的社会过程（比如全球化等）不能被之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宏观模式所解释。研究主体的生活世界与世界体系变得不能分离。当前的社会条件要求研究者把地理流动、跨文化接触、变动的身份作为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而质疑任何关于文化真实性和静态身份的幼稚观念。
多点民族志主要由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首倡。早在他与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合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已经显示出对以往民族志研究局限性的反思。在汤加的田野调查经历，使马库斯意识到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流动超乎过往，一时一地的驻守调查已经不能满足解释复杂、流动、多元的当代人类文化的需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式的对特定时空中地域和景象的静态研究，在阐释人类社会复杂互动方面已难具效力。尽管如赵旭东指出的那样，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并未陷入他自己的民族志框套中，反而体现了一种追溯文化线索的观察，但并不等于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追溯”“联动”式的民族志方法有自觉建构。在这个意义上，马库斯的田野方法反思体现了民族志书写必须适应研究变化需求的自觉性，他主张采取更为多样灵活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马库斯对经典民族志的反思，主要是对传统民族志单一地点研究的批评。他主张将单一地点的民族志拓展为面向“多点”的研究。这种多点研究首先破除的是传统单一研究中“地方—全球”与“生活世界—世界系统”的对立。多点民族志并不是意图通过扩大调查范围来实证地方社会的整体性，而是要发现全球化时代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联性。多点民族志也对传统田野调查“单一即深入”的信条提出挑战，强调在联动脉络中追索同样意味着深入。
2011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一场有关多点民族志的研讨会成果《多点民族志——研究方法易位的问题和可能性》结集出版，马库斯也受邀参会。这次会议围绕场域的空间性（spatialities of the field）、体系和过程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ies of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多路径和解放的代价（multiple pathways and the price of liberation）三个议题展开。学者们分享了对艾滋病、跨国工作、迁移生活、社会运动等的研究，显示出多点民族志方法在阐释当代全球化社会时的有效性。
多点民族志方法不是简单的“多个地点”，而是将人类社会文化的流动、关联、系统统筹起来考虑，田野目标地点的选择可以是现实中的某个地方，也可以是群体、个体甚或虚拟空间。2010年马库斯到访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时，也以汤加研究为例总结了多点民族志的核心诉求：
就其根本而言，民族志的功能不是简单地描述汤加文化——这种档案式的功能已经过时或者是人类学早期的成就——而是要在田野作业形成的合作关系中积极地协调其表述，关注行动者之间和没有联系或者不具有明显关系的主体（但是，由于全球化的过程，这些主体虽然距离遥远，也日益相互知晓）之间的关系的意外后果。
在中国，多点民族志研究虽然在许多著述中都有提及，但是比较缺乏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实例。郭建斌对迪庆、昌都、甘孜露天电影放映的传播学研究，较好地运用了多点民族志方法，并与马库斯进行了对话。郭建斌认为，“‘多点民族志’，是对处于某个‘体系’中的不同点上的社会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其目的不在于找寻某个（或某些）点上与众不同的方面，而在于探究共处于一个“体系”中的不同点之间的关系或是勾连。”林玮嫔的专著《灵力的具象：乡村与都市里的民间宗教》扣住民间信仰实践从台湾乡村到城市的脉络，示范了多点民族志方法的体系化运用。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运用该方法研究公共卫生、法律、社会保障等议题，比如童根兴等的论文。
赵旭东提出的“线索民族志”在许多方面与多点民族志有共通之处。线索民族志主张以行动者的线索行动为指引，通过时空延展来解释同一线索上的不同“点”之间的关系。赵旭东注意到了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批评多点民族志也许可以解决点与点之间的特征性要素互补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点与点之间的实质性动态因果关联以及时间先后的序列性关联问题。但笔者认为，赵旭东的线索民族志的主张，与马库斯并无实质性不同，其批评意见恰恰是多点民族志的题中之意。
赵旭东提出了线索民族志的“八寻”，也即追溯线索的可观察性、可理解性、可追溯性、可关联性、可启发性、可把握性、可容廓性、可改变性。他着眼于民族志的可操作性，来凸显八种追溯线索的重点。而马库斯也提出了几种多点民族志的动态追踪研究可操作性模式，包括：跟踪人群（follow the people）；跟踪事物（follow the thing）；跟踪隐喻（follow the metaphor）；跟踪情节、故事或寓言（follow the plot,story,or allegory）；跟踪生活（follow the life）；跟踪冲突（follow the conflict）以及策略性的单点民族志（the strategically situated[single-site]ethnography）。从这两组可操作性田野方法的对比可以看出，虽然线索民族志与多点民族志的立场、着眼点、问题域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立足于当代全球社会变迁、转型的语境，期望通过新的民族志实践来更好地阐释变迁中的当代世界。
周大鸣曾归纳互联网与快速交通给社区带来的变化，主要有“移动”“链接+”“互联网+”等方面，改变了城乡结构、模糊了个人与群体的界限、改变了人际关系、带来隐秘与透明的风险。而网络民族志就是专门针对互联网田野调查的一种方法。网络民族志强调通过节点及其间的关系来发现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差异，能够更好地阐释移动和变化。可见，网络民族志在方法论意义上，也与多点民族志异曲同工，它们都强调在应对流动社会情境时，民族志田野研究应有更为整体、灵活的技术路线。
多点民族志方法对民俗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尤其能为传统意义上的民俗学领域如民间文艺、民间信仰、岁时节庆等带来新的视角。比如马库斯专门提及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神话研究。马库斯说：“在现代性框架中，相比人们在日常情境中讲述的神话故事的性质，对田野调查者而言，追踪故事置身于社会图景（世界系统）中的过程和联系更为重要。”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小社区神话调查、文本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代人类神话表述实践的复杂性。比如“大禹治水”“嫦娥奔月”“女娲补天”这些所谓源自“古典传统”的神话，在当代中国不仅有遍布各地的民间信仰实践、口头表演实践，更有着互联网、自媒体中的创造性转化。如果采用多点民族志方法，开展当代中国神话的田野研究，将会产出迥异于传统神话研究的成果。在这一领域，笔者对中缅交界德宏地区多民族活态神话的多点民族志研究，做出了初步尝试。
当代中国民俗学在面对非遗保护、文化转型、文明互鉴、文明对话、礼俗互动、口头传统存续、城乡结构调整、虚拟民俗、人工智能、新兴节庆等新的学术议题时，不但应该重视书写民族志的有效性，更应该积极借鉴多点民族志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可以预见，未来多点民族志方法将在数字时代愈加凸显其有效性，例如多点民族志与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结合，可以将信息技术带来的大数据、超文本、资料视觉化、文本探勘等新方法与理念，运用到对万物互联社会文化的探究中。归根结底，多点民族志是一种指导系统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其研究结果有助于呈现人类文化的流动性和互动性，其要义是在脉络中、体系中观察若干田野个案共同反映或构成的整体性问题。
[作者简介]张多，云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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