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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十年代：危机与挑战
自70年代以来，北美民俗学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公共民俗学领域，扩大了学科的影响。但是进入90年代，北美民俗学会成立百年以后，学者们感觉到了深刻的危机，一方面来自民俗本身的变化，在都市化以及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民俗与最初的所指已相去甚远；另一方面是学科的发展变化，北美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日益模糊，独立的民俗学科逐渐减少。部分学者甚至提出替换“folklore”一词，正反观点针锋相对，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996年，正值汤姆森于1846提出“folklore”一词150周年之际，针对学科普遍存在的危机，北美民俗学会年会上，琳达·哈罗（Linda Harlow）召集会议讨论这一术语，后经过筹备，由《北美民俗研究》1998年出版了专刊“民俗：以何为名？（Folklore:What's in a Name?）”。
芭芭拉·克里森布莱特-金布莱特（Barbara Krishenblatt-Gimblett）通过考察学科危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民俗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在北美民俗学史的框架内，考察学科危机产生的根源。第一个危机是民俗学家的认同危机，部分公认的民俗学家的成果被归为人类学、文学、社会语言学等其他学科，而归入民俗学出版物的却是弗雷泽、坎贝尔等人的著作；更糟糕的是标榜自己为民俗学家的并没有真正研究民俗。在学科命名上，北美多数民俗学科都采取了联名的方式，较为常见的是“folklore and ethnomusicology（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
第二个危机是其他学科不断侵占民俗学的领地，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民俗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民俗事象，二是指民俗学科，在发展历程中，民俗的概念和范围一直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民俗事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学者们对民俗的认识难以统一，不同的时代，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各有侧重。民俗学科一直是在与相关的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互动交错关系中发展的,当前，民俗学似乎正迅速融入到其他学科中。金布莱特认为去论证民俗一词是否更具有包容性没有实际意义，民俗学正处于一个“后学科”时代。
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认为创造一个新的，更符合学科性质的名称对于学科未来至关重要。作为学科的民俗学在学术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如果继续使用这一名称，无论是学科对话、专著出版甚至学生就业都受到负面影响。美国有人类学家用“民族学（ethnology）”；民俗学的故乡英格兰，民俗学课程往往置于文化研究、当代文化研究、社会历史学中；在法国，民族学、口头文学、口述史、传统艺术等学科的研究领域也与民俗学类似；在匈牙利则用“民族志（ethnography）”命名；在瑞典，早在1972年，所有的民俗学系都变更名称为“民族学”；德国在学科命名的变更上最为明显，有文化人类学和欧洲民族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uropean Ethnology），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跨文化语言研究（intercultural language study）等。
与本迪克斯和金布莱特的意见相反，阿默斯、埃利奥特·奥林（Elliot Oring）等人坚持继续使用“folklore”一词，他们也认可这一术语自1846年汤姆斯创造至今的150多年里，其所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其说民俗学遭遇危机，不如承认民俗学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一直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阿默斯通过回顾学术史，认为道尔森当初将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来建设，有明确的学科边界，独立的学术史，特定的研究方法和术语体系，作为学科的民俗的所指是清晰的。混淆的发生要归结于应用民俗学自70年代的推广，日益多的非专业人士进入民俗学领域，使得“folklore”一词在大众以及英语体系中逐渐变得负面，但这只是在公众领域而非学术领域，“Folklore”一词经历了多次的再定义，无不受到不同时代的影响，这是一个连续的建设和积累的过程，在当代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因此更换一个新的名词根本没有必要，而且新的名词会带来新的问题。
阿默斯和奥林均指出，民俗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学科界限的模糊是正常的，民俗学在相关的历史学、文学等领域产生了影响。奥林强调民俗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关注人，关注人的艺术化表达，这一点不会随着传播媒介的进步而改变，因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永远存在；在大众看来，民俗学就是研究过去，但这也是民俗学的特殊之处，因此，民俗学在整个人文学科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该专刊几篇文章关注的是北美民俗学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学科危机，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是均立足学科发展史以及与相关人文科学的关系来考察，反观当代北美民俗学的危机与解决之道。主编琳达·哈罗（Linda Harlow）在序言中说要反映观点的差异性，正反两方的，欧洲和的美国的，不同时代学者之间的。正如阿默斯所说“这一深入我们学科历史的自我评价的时刻可以作为建设性的、重要的自我审视；也有可能变为我们理论和方法的转折点”。
对民俗学科命运的担忧使学者们更加自觉地进行理论建设，90年代以后，《北美民俗研究》刊发了两期专门的理论专刊：
1995.No.430.Common Ground:Keywords for the Study of Expressive Culture
2002.No.455.Toward New Perspective o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共同点：文化表现研究关键词（Common Ground:Keywords for the Study of Expressive Culture）》讨论了传统（tradition）、艺术（art）、文本（text）、群体（group）、表演（performance）、体裁（genre）、语境（context）七个重要术语，该专刊经过修改补充后以Eight Words:For the Study of Expressive Culture的书名于2003年出版，增加了格拉西（Henry Glassie）写作的传统（tradition）这一部分。主编博特·法因图赫（Burt Feintuch）在导言中对70年代以来盛行的民族志个案研究表现出了担忧，这类研究对于具体社区和群体的民俗研究细致入微，但是往往忽视了民俗作为人类表达（human expression）的普遍性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总结，这对学科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不利的，受到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一书的启发，组织了这期以民俗学关键词讨论为主题的专刊。学者们讨论的这七个关键词广泛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在讨论每个关键词的学术史基础上，联系深入的民族志个案，从民俗学角度重新界定，并运用于具体研究。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的“群体（group）”后来被置于Eight Words一书的第一章，“群体（group）”自邓迪斯和阿默斯的定义以来已经成为北美民俗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诺伊斯将其置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理论的框架内讨论，由此引入了新的分析维度和具体方法。传统、艺术、文本、表演等在民俗学领域使用广泛的术语被重新讨论，并与其他学科对话，使民俗学的术语体系更为完备和扎实，也增强了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
1997年是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一书出版二十周年，北美民俗学年会集中讨论了该书的影响，议题集中于表演理论的产生、分化和发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经过数年筹备，2002年《北美民俗研究》出版了专刊“Toward New Perspective o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集中对鲍曼的表演理论展开建设性讨论。
吉尔-特里·鲁迪（Jill Terry Ruddy）研究鲍曼一书在SSCI（the Social Studies Citation Index）和AHCI（the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数据库中引用的情况，通过细致的统计考察该书的学科影响力，发现该书在民俗学、人类学中引用最多，再就是文学批评、宗教研究、音乐学、戏剧、话语研究、区域研究、语言学和传播学，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数据表明该书在民俗学中影响重大，是当代民俗学的学术中心，也波及到相关领域，扩大了民俗学在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帕特丽夏·E·萨温（Patricia E.Sawin）将鲍曼的表演理论和女性研究中的性别主体问题联系起来，哈里斯·M·伯杰（Harris M.Berger）和乔凡娜·P·德尔·尼格罗（Giovanna P.Del Negro）将现象学中的自反性（reflexivity）和表演理论联系起来，认为表演的美学与自反性紧密相关，是所有文化表现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小结
一般来说，每期专刊都是因为某次会议讨论而起，往往是北美民俗学年会的专题讨论，主编选择有价值的议题决定刊发专刊并征集论文，经过1-2年的筹备后刊出，学者们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并能充分了解不同观点，使得讨论更加深入。经过进一步的筹备之后，部分专刊经过重新修改和编辑作为著作出版，形成了会议讨论--专刊--著作的模式。专刊主编或召集人往往自专题讨论阶段就对问题进行跟踪，尽量全面系统展现讨论的全貌，在刊首语中说明专刊的来由，问题产生的背景，并简单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这是一个高度自觉且管理有序的运作方式，使问题讨论高效且集中。
学科理论建设与最有影响期刊的结合，显示出北美民俗学界强烈的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以及业内期刊的组织意识和责任意识，成为推动民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式，其中专刊的效果显而易见并影响深远。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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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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