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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梅与竹：中国传统苏州评弹/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
在近些年，江南地区具声望的书场是乡音书苑，由上海评弹团在上海市中心开办。观众大部分是忠实的书迷、海外侨胞，以及其他领域的表演艺术家（如电影演员）。后者大多是想通过观看评弹提高自身演技。观众群体里有很大比例是女性。由于观看的人群要求较高，艺人很难在那里找到档期，年轻的表演者一般不去那里表演。像苏州的许多现代书场一样，乡音书苑也有空调，这里也不允许吸烟。对于厌倦了在潮湿的夏天中烟雾缭绕的书场中表演的艺人来说，禁止吸烟是一个优点。
乡音书苑的节目单是我所看到的最不寻常的演出日程安排。两对弹词双档已经被预订了三个月。每组每天都要表演一个小时，同样的一回书要连续表演一周。因为书场名声响亮，而它的座位只有80个，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这门艺术，观众必须提前预订座位，而且每周只有一次机会。其他时间，观众进行其他文化消遣，包括戏剧表演，逛公园、看电影等。在过去几年里，乌鲁木齐路的玉兰书场和雅庐书场在上海的书迷中间也渐受欢迎。
苏州附近的长桥村有个典型的农村书场。书场在村里的文化室。听书票可以在一个大接待室的桌子上领取。在水泥墙边为客人准备的茶水早已煮开，屋子里到处都是打牌的人。书场大约有200位顾客，人们拥挤地坐在长凳和凳子上。舞台是一个低宽的木平台，后面挂着一个褪色的大屏风。与一些农村书场不同，这个书场里有麦克风和扩音器，听众都是男性，年龄从30岁不到一直到非常高龄的都有，大部分在50岁左右。他们部分是农民或工人，还有一些是没有工作的城里人。每逢下雨天，书场里的人就非常多，一下雨他们就无法在农田里干农活。演员喜欢乡下场地，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下雨就是下钱。”而在城里，一下雨，客人就少，赚得也少。
书场的讲台上提供的东西包括高脚椅、桌子、垫脚凳、麦克风等。讲台上物件的尺寸要求、布置等既体现了经济实用性，又满足说书人的特殊要求，因为他们都希望器具可以信手拈来，并且能稳拿稳放。这样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才能不分心，避免出现显得手脚笨拙的情景。桌子和椅子是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在每家书场，桌椅等的高度必须标准化，但有时通过垫靠垫、报纸等，以便满足不同的需求，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也可以垫砖头。
在濮院一个相当传统的书场里，他们的杨经理慷慨地允许我查看书场讲坛的设备、尺寸等。说书人的嘴唇和最前排客人的耳朵之间的距离是两米。最后一排离讲坛大约十米远。在这样一个亲密的环境下，观众和说书人之间的感觉是亲密的，说书人可以轻易地观察到观众的反应，并根据观众的反应即兴表演。在传统书场里，书台的实际尺寸反映了对空间的充分利用，大约0.74米高，3米宽，两边深度2.3米，中间2.45米。木椅比一般家庭用的椅子要高出许多，这样演员坐上去和起身都行动自如，还增加了他们的高度，使艺人在需要时保持好的姿势。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可以使他们非常有效地在说唱中演奏乐器。椅子有大约6厘米厚的垫子。在濮院，木椅的尺寸是1.13米高，前面坐的地方是0.67米高，0.4米宽，靠背有0.36米高。在某些混凝土的书台，表面不平，为了防止椅子不稳，有时在下面垫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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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1991年10月初，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新闻署和美国教育部的资助下，我来到苏州大学进行有关苏州评弹传统的田野调查。我曾于1980年至1987年间在中国生活过，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南地区，但对评弹发生兴趣则缘起于在广西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孙景尧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跟随他参观了苏州、嘉定、上海等地的书场；但现在，我有机会在苏州停留一段时间，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更多的有关苏州说书的技艺。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我与黄宗泰（Timothy C.Wong）一起学习中国白话小说，并从帕特里克.B.马伦（Patrick B.Mullen）和约翰·斯图尔特（JohnStewart）那里学习一些民俗学课程。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是苏州说书中的表演和“技巧”。
我在苏州的经历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我听了上百场苏州评弹以及在扬州和靖江的其他传统说书。在田野调查中，我遇到了几十位不同年龄段和层次的苏州评弹艺人，他们在不同的场景中完成表演，其中包括在江苏和浙江两省的许多不同书场中。我还有幸与苏州文化局及苏州和上海的大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有一次，我跟随九位评弹艺人组成的团队，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礼堂和剧院中为大量听众讲一个中篇评弹。我最终也参与了那个节目，经过培训后，表演几句开篇以帮助节目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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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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