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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胡适提出的“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开阔了学人研究民俗学的视野，胡适以及弟子们研究文学和民俗现象的一种新启示新尝试。董作宾的《看见她》歌谣类型和顾颉刚的孟姜女传说研究是对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承继与发展。
（一）董作宾对“比较的方法”的发展
董作宾生于河南南阳，是中国著名的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时期，董作宾对于国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董作宾与胡适两人结下了师生情谊。董作宾在《歌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在文章的陈述中，直言受了胡适的启示：“我当时受了胡先生很大的暗示，那篇文字研究的结果，丝毫也不曾跳出胡先生所指出的规范，以在这里不惮烦琐的重述一遍。”此语足以体会到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对于董作宾从事歌谣研究的深刻影响。
董作宾的歌谣研究虽然借鉴了胡适的比较研究法，并且进行了具体实践，但是，笔者认为董作宾《看见她》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了创造性地发展了胡适的比较研究方法。
董作宾的比较研究法是直观化、具体性的。在这一点上，胡适主张就显得模棱两可。胡适对比较法的定义是一种例证，例如，从四川、湖北的流变只能表明在变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下定义”。董作宾在具体应用中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他以图表的形式，把《看见她》的母题排开，从中探讨母题沿着一定路线的变化及其“母题”之间的区别。董作宾的图表法比起胡适采用的单向叙述，将许多母题看似更为整齐化、形象化，可以更直观地展现比较法的应用，打破了胡适较为“抽象”的比较，将其演化为一种可视化、明白晓畅的比较。其中一部分图表截取如下：
董作宾虽然继承了胡适的比较研究方法，但是，在《看见她》的样本选择上体现了其精心的考量：在地缘方面，董作宾挑选了京兆、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不同地理方位的歌谣，在流域方面，董作宾将长江和黄河流域作为《看见他》重点研究对象。由此观之，董作宾所进行的歌谣《看见她》的研究，全方位地调查了全国20个省区流传的《看见她》歌谣，并在一万多首歌谣中选择了45首《看见她》进行比较，故符合科学的抽样逻辑。因此，董作宾选取的比较样本同胡适选取的样本相比，在统计学层面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科学性的意义。
董作宾的比较法在母题挖掘层面上比胡适倡导的比较法更为深入、细致。胡适在《歌谣的比较法的一个例》中，对《看见她》进行母题分析，胡适认为，“全中国都有的……至少可得一两百种大同小异的歌谣：他们的‘母题’是‘到丈人家里，看见了未婚的妻子’。”董作宾在《看见她》研究中，他“本打算从三个母题，同时下手，一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二是‘寻个女婿不成才’，三是‘隔着竹帘看见她’”，最终只择了“隔着竹帘看见她”母题进行研究。这表明，董作宾在比较法的使用过程中，注重母题的选择和分析，而胡适所做的比较研究并未对歌谣的母题进行进一步筛选，侧重的是对歌谣文本的分析。
胡适、董作宾的比较法在比较目的上存在差异。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上提到：“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里，明确提出了搜集歌谣的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割据在人民的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第二个目的。”胡适提及民间歌谣时曾提到研究目的，他认为，“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即胡适最终希望民间歌谣研究实现的是文艺的目的。董作宾的比较研究侧重的是学术的目的，即董作宾的《看见她》研究,从文艺作品的比较与品评中,探讨了民俗和方言是怎样成为一个民间文学作品的构成部分,并因此显示出的地方性差异，由此推挤《看见她》与地域民众性格、生活习惯上的关系。
（二）顾颉刚对“历史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的发展
顾颉刚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他在民俗学研究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他在歌谣、传说故事和庙会的研究为后世民俗学的研究树立了三个典范。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说:“即使说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顾先生首创和培育起来的,恐怕也不过分。”笔者通过阅读《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日记》与《胡适书信集》发现胡适与顾颉刚两位大师浓厚的师生情谊，胡适在学术、经济上给予顾颉刚的种种无私帮助。
《吴歌甲集》是顾颉刚歌谣搜集的代表作。“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是其重要研究方法。他认为：“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孟子时就成为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胡适对顾颉刚的方法颇为赞同，胡适认为：“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胡适提倡的科学的方法在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胡适的科学法注重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而顾颉刚的“考证法”不限于对单一文本的分析，他将一些关系问题也放入了考证的视野之中。在《苏州近代歌谣》中，顾颉刚对“乐歌和民歌”两者关系进行研究，他认为“乐歌虽不是民谣，而与民谣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研究民歌，不能不连带着研究乐歌，否则无从得着它们的来踪去迹。”顾颉刚的科学的考证法扩大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使其不只局限于文本的分析。
虽然同是科学的方法，但是顾颉刚在继承胡适的科学方法之时，又将田野调查融入其中。顾颉刚通常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田野采风，从“极能讲故事”长辈那里获取，抑或如得知消息的叶圣陶也高兴地把“自己知道的写给”他，八个月下来，“收得苏州市及附近市乡的歌谣二百余首”。在搜集研究山歌的过程中顾颉刚又认识到，“歌谣与唱本没有严格的界限”，并认为“不仅要关注你所重点注意的文化持有人，那些相关的材料和人事都不能放弃。”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历史的考证方式融入了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实际上是学界所谓的“三重证据法”的开端。顾颉刚的考证法突破了胡适对历史演进的理解，他以更为多元的维度，丰富资料和现代生活为根本，从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立场讨论民俗的历史演进，使其结论更符合民俗传承和民俗生活的实际。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融入了文史互证的理念，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故事与历史”的互证之上。他提倡“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但同时又“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认为“民俗学在古史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民间故事与历史两者不可以偏废。顾颉刚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道：“历代统治者为保护其自身之利益，出兵征战、戍守、筑长城，千百万壮丁在外，其妻居家悲念，借孟姜故事以自抒其情感故此故事之中心为下层妇女与统治者的矛盾,表现此千百万妇女的冤苦”。这段论述既表明孟姜女故事有其历史原型，又表明孟姜女故事记录了“下层”人民的冤苦，孟姜女故事的演进与其历史时代互渗互融。
结语
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包含“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这三种研究方法贯穿着胡适的民俗学研究始终，而且成为20世纪早期中国民俗学具有独立学科方法的标志，尽管不够成熟，却深刻影响了中国民俗学方法论的建立与理论创新发展。
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创立与发展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双重影响的结果。胡适的民俗学方法论包含的实证主义精神、科学主义精神并非完全源于西学，而是融合了中国传统考据学和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胡适提倡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纪早期具有广泛的影响，虽然胡适并没有就这些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但是，胡适同时代的董作宾、顾颉刚等学人则将他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付诸实践，完成了堪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的经典的《看见她》和孟姜女故事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将多元、多学科方法论统一于民俗学研究上，并且取得实际科学成效的典范，其方法论对于今天中国民俗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该文刊载《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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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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