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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在北京风俗之中的乾隆帝
在公开刻立的御制碑中，乾隆帝以什么样的形象来述说北京?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乾隆帝的风俗记录非常关键。可以设想，作为天下之共主的乾隆帝把北京作为“帝都”来描述是一回事，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弘历把北京作为“乡土”来描述又是另一回事。从目前搜集到的44通北京内城御碑来看，这两种形象是同时存在的。其中，对北京怀有“家园感”是使乾隆帝记录风俗的根本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隆帝算是北京的第四代移民。到乾隆时期，旗人在北京内城定居已近百年，他们个人生活经验所及的历史已全与北京内城有关，对他们而言，北京是他们祖先生活并埋葬的地方，也是他们的人生存在并离去的地方，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家”。正如雍正帝上谕中所说：“……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到了乾隆帝这里，他已经明确的将北京内城视为自己的“家”，并不惮于在碑文中公开表露自己的这种私人情感。
对乾隆帝来说，他的第一个家是后来变成雍和宫的雍亲王府，这是他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他个人历史的源头。乾隆九年(1744)，雍正帝停梓期满，移葬帝陵，按前代福佑寺、恩佑寺的惯例，雍亲王府改建为寺庙，乾隆帝亲手写下《雍和宫碑》。这固然是“永怀成宪，厥有旧章”，但同时，改建寺庙也意味着乾隆帝亲手将自己幼年的“家”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从此，这里不再是紫禁城一般隔绝于城市之外的“帝王所居”，而成了市民可以进入的城市空间。北京内城中有了乾隆帝的“家”。对雍和宫所在地的眷恋也波及到整个街区，在《柏林寺碑》中他说，“京师名刹不胜纪，而柏林寺以傅近雍和宫特著。……夫人之情虽善忘，而孩提时事或不忘者，以其见闻久而孺慕切也。”柏林寺毗邻雍和宫，历来受到弘历祖父与父亲的重视，庙内多处匾额均为雍正帝手书。这里不仅有父亲留下的印迹，也充满了自己小时候的回忆。虽然人生来善忘，但儿时记忆却尤难忘怀，因为朝夕相处而孺慕情深，这使得柏林寺对乾隆帝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是他个人生活史的见证，也是他作为个体所能体验到的“血脉”、“传统”与“历史”赖以存在的具体空间。这类表达乾隆帝在北京生活体验与私人情感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碑文中的乾隆帝，是曾经真实“栖居”于北京内城中的人，而不仅仅是悬浮在帝都上空的帝王身份，只有其阴影投射在城市空间之中。正因为拥有共同的生活世界，风俗对乾隆帝而言才有了意义。
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碑文中的乾隆帝不是被关在紫禁城里的帝王，他了解北京的风土人情，也关心和喜爱这里。他是某些北京地方传说的重要搜集者与传播者，是节庆庙会的创造者和传承人，在御制碑文中，他不吝赞美北京的地方风物、对市民生活充满兴趣，遣词造句中也从未提及满汉之别，似乎是在说：“我们都是北京人”。当然，本文无意否认乾隆帝毕竟是帝国之天子、天下之共主。北京之于他，除了是家园与乡土之外，同时也是“天下之中”与“帝命所系”。但本文主题所限，以下将主要从民间传说与庙会节庆两个方面，梳理乾隆御制碑中的北京风俗。至于那座作为“天下之中”的北京，则待专文述之。
四、乾隆御制碑中的民间传说
通过阅读上述44通北京内城御碑，本文发现，乾隆帝很可能听说且熟悉大量北京当时的民间传说，甚至成为这些传说最重要的传播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他为崇元观、显佑宫和天庆宫所写的碑文。
崇元观，其原址在今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四条南、西直门内大街东段路北，始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乾隆二十三年(1758)奉敕重修。重修之后，乾隆帝御制《崇元观御制拈香即事诗》碑一通。文中称“此寺为明珰曹化淳所建，故俗名曹公观。”又引发宏论，斥宦官擅权之毒弊。但实际上，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宛署杂记》中已有崇玄观，明确记载其始创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而曹化淳(1589-1662)乃明末崇祯年间之阉臣，《宛署雜記》成书时他才三岁，崇玄观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之始修。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在“西城·日中坊”条下，亦有“曹老虎观”之名。从其位置来判断，应即崇玄观之俗称。显然，乾隆皇帝所说的“曹老公观”乃“曹老虎观”之演变，又因“老公”指太监，而附会于明末权阉曹化淳身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崇玄观为曹化淳所建一说，最早的文字记载就是乾隆帝的这通《崇元观御制拈香即事诗》，也就是说，乾隆帝几乎不可能从书本上看到这个说法。联想到从“曹老虎”到“曹老公”是一种语音上的混同，最大的可能性是乾隆帝听说了这个以口头形式流传的传说，其中与明末太监有关的内容与清廷政策颇有相关，因此引起了他的兴趣并入诗。其后《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燕京岁时记》中均沿用此说，崇玄观为曹化淳所修的说法成了主流。
天庆宫的例子更直接证明乾隆帝的确引用民间传说，并使其成为社会共识。天庆宫，原址位于今西城区刘兰塑胡同，始建于元代，原名玄都胜境。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右殿奉三清、左殿塑三元帝君。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并更名天庆宫。乾隆二十七(1762)，乾隆帝在《御制天庆宫像元刘銮塑诗》中写道：“南雕北塑古所传，大都神塑犹存元。名手刘姓元与銮，东岳抟换称元贤。兹天庆像銮坯埏，栋宇剥落像巍然。”大意是认为，元代著名塑匠刘銮(即刘元)，除了东岳庙神像外，还是天庆宫内神像的作者。但是，对刘銮生平记录最为详细的文献———元代同时人虞集所作《刘正奉塑记》中，未提及他为天庆宫塑像一事，元代记录北京风土寺庙最为详细的文献《析津日记》中也没有此事记录。有明一代，玄都胜境在不少文人笔下留下踪影，但都没提到其塑像出自刘銮之手。首次记载刘銮为天庆宫塑像，是在高士奇(1645-1704)的《金鳌退食笔记》中，但高士奇明确说，此事乃“相传”，并无文献记载，且只有寥寥数字。这一传说在康熙年间的边缘性、口头性可见一斑。高士奇记录天庆宫的传说不是偶然的，作为康熙近臣，他当时赐第西华门内，就住在天庆宫附近，他不在风俗世界之外，不是与地方社会格格不入的“士大夫”。而与高士奇相比，乾隆帝显然是将“传说”当作“信史”来写的，经他入诗之后，“天庆宫刘銮塑像”就成了确凿的事实，《日下旧闻考》《鸿雪因缘图记》等文献无不沿用之。乃至于天庆宫对面的胡同在清后期也更名为“刘郎塑”(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最新北京精细全图》)，后再讹为“刘兰塑”胡同。今天，虽然胡同已经不存，但其原地新建的小区仍然名为“刘兰塑小区”。说乾隆皇帝利用口头传说创造了一个传统也不为过。
最有趣的例子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制显佑宫诗》，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乾隆帝在碑文中记录了一个口传故事，经过御碑的“公示”之后，这个故事在口头传统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显佑宫，又称灵明显佑宫，原址在今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甲45号。它原为元代也里可温寺所在地，但永乐年间兴建时，也里可温寺已经全无痕迹。明成祖朱棣以武力登基，念真武大帝神佑，于永乐十三年(1415)在京城艮隅建真武庙，春秋及每月朔望均遣官祭祀。此真武庙就是后来的显佑宫。明成化十二年(1479)、雍正九年(1731)、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显佑宫都曾经重修。乾隆二十九年的(1764)《御制显佑宫诗》碑中说：“有举何妨遵不废，瓣香庆落迓春祺。崇构枚枚豁且宯，迎门古月在梅稍”，下注曰：“墀中砌石，上有文象梅稍古月，旧物也。”这也是顯佑宮内“梅梢月”古石第一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在此之前，甚至励宗万遍访京城古迹时都未提及此方古石。而自从乾隆帝撰诗后，此物在文献中屡有出现。例如清末《宸垣识略》中说显佑宮“庙中丹墀砌石上有文，象梅稍古月，盖旧物也。”到了民国时期，虽然显佑宫先后被改建为步军统领衙门和北平宪兵司令部等，平民不能进入，但关于显佑宫梅梢月石的故事却广为流传，情节复杂且内容丰富。金受申收集的《北京的传说》中记载了其中一个口头版本，说显佑宫曾有道士，痴迷梅花，画梅梢新月图而人皆以为谬，道士郁郁而终，只留下这方梅梢月石。去世后，方有妙龄少女识其妙绝，引为知音。从乾隆御制诗中的寥寥数语到民国时期的长篇口头叙事，梅梢月的故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称乾隆帝是这一民间传说的传承人恐怕也不为过。
除了直接将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写入御制碑中之外，他还乐于引用前代文献中记载的传说、故事与歌谣。例如，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护国寺诗》碑中说：护国寺为元丞相托克托故宅，丞相舍宅为寺，因此都人塑像纪念之。千佛殿旁边立有一位老髯幞头朱衣的老者像，还有一位老妪凤冠朱裳，就是托克托夫妇。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引之，乾隆皇帝对其深信不疑。而据陈宗蕃考证，此说并不可信，乃是文献与口头共同造成的“传说”。另外，乾隆五十年(1785)《妙应寺诗刻》碑中不仅引用了《日下旧闻》中记载的白塔寺历史，还引用了《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元初童谣。文曰：“又元初，童谣有‘塔儿红，北人来作主人翁；塔儿白，南人作主北人客’之语，见《帝京景物略》。”有意思的是，乾隆帝声称自己不相信童谣中的谶纬之言，“事涉荒唐，乃纪载者幸灾好奇之为耳。”却又认为，“幻真真幻谓何谓，空色色空超又超。”大有认为所谓史事“真假”并不重要的现代民俗学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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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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