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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神像经过开光仪式，他的“法力”和“灵魂”完全被移植到了新的神像上，固然已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一个普通的废弃物，而对村民来讲，扔也不是，埋也不是。毕竟，它曾经是神灵，也被村民们供奉了多年，“常在那面前烧香咧，磕头咧”，于情于理，谁也不愿意、也不敢把它扔掉。“这可伤了脑筋了”，当晚一场大雨让神像化为泥土，随着雨水的冲刷基本消失掉了。按照村里人的解释，雨水“不请自来”缘于神的灵验，他始终在为庄里人排忧解难、消除烦恼，这是神“灵”的又一次验证。
从自然角度而言，无论哪一天下雨都属正常现象，“这一天”与“那一天”并无性质的差别。然而，村民生活世界里不仅仅只有自然，在有神力介入的地方社会，下雨的时间选择则被赋予了“灵验”的意义：为什么偏偏在开光仪式开始和结束这几天下雨？雨水的“不期而遇”，其实是神在人们生活世界的“自我证明”，人需要“深谙其道”，并做出“合理”的解释。
由上而论，高家峁村的雨水经历了“望天乞水”到“不期而遇”的发展历程，雨水的意义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转向背后隐含着村庄社会历史变革，但不变的是“有求必应、有应必报”的祈愿模式。那么，雨水为何如此及时？神果真如此灵验？仅凭这两场“及时雨”还不足以解释其中的逻辑。
四、灵验的构建：神秘力量的归因与他指
风水学说的研究正统化、地方化地建构了“灵验”，推动了庙宇信仰的深入传播。[注]那么，雨水又是如何构建了高家峁村庙的“灵验”？村庄光景好转真的是因为神灵吗？
据资料记载，60年代到80年代之初，单就干旱天气而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子洲县1963年大旱43天，88%的秋田受灾；1965年5月至收秋，未落好雨，损失严重；1967年12月至次年7月旱，是本县罕见的干旱；1972年，发生数十年未遇大旱，旱象持续达180多天，不少群众外流逃荒；1982年，该县淮宁湾、裴家湾、老君殿等公社自春及夏旱，粮食歉收。本地区平均每年出现干旱3.4次，其中小旱发生次数最多，占总次数的49%，平均每年出现1～7次；中旱次之，占干旱总次数的35%，平均每年出现1次；大旱较少，占干旱总次数的16%，平均每两年出现1次。[注]
可见，在80年代、特别是农村改革之前，干旱致灾的事实令人刻骨铭心。90年代之后，难道就没有干旱等灾害天气？显然，不是没有干旱，只是90年代的干旱天气已经不足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一方面村里的水井、水窖和自来水等水利设施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后来外出务工、做生意等人员增多，种地为生的人越来越少，目前常住人口只有16人，人们的生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人们对干旱等灾害影响的感知强度大为降低，龙王主要职责是掌管雨水，既然降不降雨都无关紧要，为何从90年代到现在龙王还被继续敬奉？
90年代之后，村里“出息”的人更多了，“当老板的”、当官的、上大学的人数明显多于邻村，日子好转了，村民也在思考好转的原因。巧合的是之前偷偷保存“神像”的时间正好是“烂光景”和“好光景”[注]的分界点，村民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之所以从之前灾害不断、粮食短缺到现在的“好光景”，是因为有神的佑护，其根源在于文革期间本村人偷偷保存了龙王神像，到后来人人供奉、年年办会。“他山之神”的灵验，确保了该村的风调雨顺、人丁兴旺，显然，一种先行后续的时间关系被因果逻辑所取代。
这种归因体现了农民的“想象力”，但它不同于米尔斯的“想象力”，没有在“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也没有在微观的经验结构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注]，农民的想象力具有局部空间性特点，他们的因果思维方式也不同于科学逻辑的解释，但这种想象力和逻辑恰恰是地方文化的“深层密码”。
1977年陕北马家沟粮食平均亩产51斤，社员平均口粮只有133斤。[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次的旱灾，加之“急于求成”的人民公社化制度，还有忽略实际情况的粮食“征购政策”的影响，陕北农民经历了一段困难的历史。那么，这种困局又是如何扭转的？何时开始扭转？具体过程如何？真如村民所说的那样，是偷藏“神像”带来了新的历史“际遇”吗？
实际上，1978年原《解放日报》记者冯森龄在陕北地区通过实地走访完成了“延安调查”[注]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当时陕北农村地区“触目惊心”的实际困难，感叹“养育了中国革命的陕北老乡，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于是他冒着政治风险把这些文章刊登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不久，文章在北京及全国各地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极大地轰动。经会议讨论，中央决定从1979年开始，每年给陕北地区援助5000万元，该政策持续了很多年，总额8亿多元。与此同时，陕西省委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会”，还决定减免陕北粮食征购任务的60%以上。[注]
这些特殊政策极大地缓解了陕北地区的困难与灾情，加之后来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活市场交易，打破城乡界限，陕北农民的生活进一步好转。而这些背后的故事及政策，在通讯落后、交通不便、文化水平较低的时代，农民并不了解这个事关自己命运的具体改变过程，但是，真切的改变确实存在于农民经验之中，之前苦难的共同感受、对神的敬畏和自然给予的震撼，促使他们探寻改变的“灵验”力量是什么，尽管很多村民说不清楚拜的是佛教还是道教以及庙堂里神灵的左右尊序[注]，但对村民来讲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他们只是要找到一股灵验的力量去崇拜、感恩而已，纵使他们也说不清楚这股神秘力量具体指向如何，所有的不确定最终都找到了具有“灵验”功能的神。
之所以用此事实来说明村民日子好转的过程，并非以此判断灵验的有无、神力的真伪问题，而是为了揭示“灵验”的力量不仅指向神灵，其他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最终也都归结为神灵。其实，上述事实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神灵的“灵验”，但所谓“解构”只适合外在的阐释视角，从村民的解读方式来看，事实本身与地方认识并不必然一致，当事实存在于村民生活之外时，那就不是他们的事实，所以，村民对“灵验”的解释也不一定迁就于事实。有龙王以来，村民从没有怀疑他的“灵验”，并且在不同时期都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神与人的互惠关系因为灵验的遗产被世代相传。
五、灵验的传承与再建构
从形式上看，神像渐渐由小变大，由一神到多神，庙堂从最初的犄角旮旯变成了现在占地十余亩的大庙，高家峁的庙会活动规模逐年扩大，成为陕北地区“排得上号”的村庙，都源于村民的感恩行动，实质上也是建构神灵的行动。
然而，神的灵验，不仅是形式的构建，更是经验层面上的构建与再建构，而且神的灵验必须以人们知道和能够知道的方式传播，灵验故事、神力传说成为确保神灵有效延续的基本形式。当然，村庄经过历史变迁，雨水不再是观测神灵唯一的“感知中介”，村民的需求、困难不只是“望天乞水以救之”，从农业生产到宅院风水，从治病救人到婚姻生育，龙王逐步衍生出了“佑护”“占卜”“倾诉”等祈福免灾功能，神效的表现无处不在，正如费孝通所言“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避灾逃祸”[注]。虽然现在庙里已经“请来了”药王、财神和文昌等神灵，但每逢庙会，村民在这些庙堂里只是跪拜、烧香，一旦求医问药、预测时运，还是在龙王庙里进行。可见，尽管请来了各路神灵，他们之间各有分工，而人们对于龙王的认可和敬畏之心丝毫未减，村庄的历史记忆依然渗透在人们的言行之中，因雨水而形成的信仰成为世代村民挥之不去的乡土基因。
有一次村里要从山脚下往山上抽水，但是每次按开关就跳闸，电工检查几遍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期间有人说“是不是没有经过龙王的同意？”，因此，村民到庙里给龙王做了“说明”，并敬奉了一些“布施”。“一会会，水泵就能抽水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毛病。”
灵验传说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件，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类似抽水的故事包括祈雨在内的众多传说都承载着灵验的传承功能，每一个神话传说都会强化神在人们心中“有求必应”的神圣地位。神话证实和确立了相关信仰最初合法性的基础，灵验传说不仅继续强化着神灵信仰的合法性，而且将遥远的人类始祖或英雄转化为人身边灵验的地方神灵，从而使之更好地佑护现实生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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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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