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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辛苦的逐渐融冰
当然并非每个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都会与研究点的村人有“一夕破冰”的机缘，类似的机缘常是可遇不可求的，不仅何时发生无法预见，甚至是否会发生都难断言，因此期待这样的“好运”出现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仅能停留一周或更短时间做田野实习的学生，经常只能靠锲而不舍努力，才能逐渐解除村人的戒备之心。诚如Bernard田野调查法的教科书所言：“闲荡可以建立信任或投契，信任是从你出现时普通的交谈及行为产生。”[1]277“逐渐融冰”也就是从每日数次的闲荡中慢慢达成。
当研究者不停地在村人面前出现，原本的“面生”很快转变成“面熟”，村人的戒备心也会因之松懈，迟早有人会愿意出言与研究者搭讪。在正式交谈前，无可避免的是研究者必须“自我介绍”，亦即身份（某校某系某年级学生，何省何县人等等）与意图（做历史文化的调研）的简单说明。当然好奇的村人可能会提出更仔细的问题，所以事前要准备好介绍词，绝对不要信口开河顺口瞎编。切记村人之间会交换对研究者的“情报”，如果甲村人听到的“介绍词”内容与乙村人听到的出入极大，研究者的诚信即被打上问号，不利投契的建立。
田野调查的新手特别要注意Bernard所谓的“普通的交谈”，意即一般性的闲聊，而非拿出笔记本、提出调查者研究的问题，并将得到的答案记在笔记本上。过早进入正式访谈、提出问题很容易让村人再生警戒心，破坏彼此间互信的建立。但通常的闲聊也很难避免对话者彼此之间互相提问，注意谈话的主题必须是村人可能感兴趣、可以随性发挥的，而且调查者也须对话题的内容有所贡献。
有几个话题可以打开话匣子，“天气”就是其中之一。“这里这个季节都这么热（或冷、多雨、阴晴不定）？”如果气候是反常的，可以接着问平常应该是何种状况、这样的气候异常对于作物的影响如何等。调查者在适当时机可谈谈自己家乡（或现居城市）的气候特色，儿时气候与现在的比较等，形成有来有往的交流。倘若交谈是在对方的住宅周边或屋内，可以称赞其住屋很大很漂亮或其它切合实情的赞语，千万不要言不由衷；也可谈谈建屋的艰苦过程，例如资金的筹措、建材的置备、实际建屋工作的甘苦等；同样也要说说自家的状况。如果在屋内看见全家福照片、学生奖状等，则可与屋主谈谈其子孙，在乡或在外地就学或工作、返家探亲频率等；相应的调查者可以自身为人子孙的立场发言，谈谈在外生活的甘苦、对家乡及亲人的思念等。当然以上所举仅供参考，与初次接触的村人聊天，不能死记上述例子，生搬硬套。倘若话题可以带到自己的研究主题，也可适度地提出几个相关问题，但只宜点到为止，不要急于追问。
经过第一次交谈的村人，可以发展成为熟人进而成为报道人，在结束谈话告辞前，必须做好加深关系的准备，对他/她表示聊得愉快并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如果田野调查的时间短暂，“约会”的时间要尽量密集。一起闲聊二、三次后即可见机行事，提出正式访问的要求。前述闲聊是非正式访问（informal interview），所获的有用资料在离开谈话现场后才加以记录。正式访问（formal interview）依研究者对问题及答案的控制程度又分成无结构访谈（unstructured interview）、半结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及结构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①，基本上是报道人同意研究者采用纸笔或摄像、录音设备记录的对谈。观察与访谈所获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两大主要资料来源。
除了在闲逛时消极地等候好奇的村人搭讪外，还可采取两个积极的作为。在村中闲逛时可以发现某些公共场所（例如老人会、祠堂、村庙、凉亭、大树下等），经常有很多人聚集，你可以加入其中，旁听村人的聊天。一个外地人的出现很快引起注意并出言探询，你可顺水推舟自我介绍。倘若你的出现一直无人关注，你可在他们谈话中适当时机插话参加讨论，自然能引起注意。其次是在闲晃时寻找你能出手助人的机会，例如有人在菜地中拔草、屋旁挑捡茶叶、路上背负重物等，你可主动上前施与援手。除非是性情极端内向的人，否则受助者一定会在你帮忙工作的同时与你闲聊。这两个策略通常都能引人与你搭话，打破在村中无人闻问的僵局。
在个人的田野调查及教学经验中，我体会到与报道人建立投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报道人的问题当成你自己的问题，报道人也会将你的问题当成他的问题”。我一位学生的故事可对此原则做具体的注解。2010年我带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学生在东山做田野调查实习，马晓东研究的主题是意外死亡的葬礼。一般葬礼可以找到的报道人较多，只要曾经参与过亲友葬礼者都能提供一些资料，但“横死”的案例不常见，所以不易找到可以提供横死仪式资料的报道人，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是主持仪式的道士。当时东山鲍鱼养殖业十分红火，晓东找到当地最常受邀主持丧仪的郑道长时，他正忙着赶建鲍鱼养殖池，根本无暇也无意愿接受访谈。晓东找我讨论他遭逢的问题，并寻求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勤跑郑道长家，一得空就访问他，可能可以得到一些敷衍性的回复；其二是先别管他的研究，尽心尽力帮忙将鲍鱼池建好，即便整个实习期间比其他同学获得的资料少，却与郑道长建立真正的投契，未来能随时回访或以电话访谈补充不足的资料。晓东选择后者，每日早出晚归不是带着笔记簿做访谈，而是搬运沙石水泥，与郑道长一起修筑鲍鱼养殖池。最后郑道长不仅将相关仪式的所有科仪本借给晓东，而且不厌其详地加以解说，其中应用的纸扎法器无法以言语形容，他干脆做出实物让晓东拍照。
晓东先将报道人的问题（赶建鲍鱼养殖池）当成自己的问题，在盛暑尽心尽力地帮工，增添一个年轻力壮的帮手，肯定对郑道长的工程进度大有帮助。郑道长也能意识到，晓东在水泥沙石中忙碌的同时，他的同学已经搜集数个星期的资料，晓东缺乏资料的问题显而易见，这时轮到他将晓东的问题（需要非正常死亡葬仪的资料）视为自己的问题，竭尽所能帮晓东写出一篇出色的报告[4]。
七、翻译与语言学习
田野调查必须面对语言的问题，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彼此言语不通，即便在不同省份或县市的汉人村落做调查，也常是方言歧异，各说各话，因此在访问仅会说当地语言的报道人时，就必须仰赖翻译。可靠的翻译及报道人是田野调查成败的关键，尤其是短期的调查，与一位或数位翻译培养建立稳固的关系，是进入田野点的首要任务。
一般来说，田野点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普通话都能达到良好沟通的程度，而且放学之后的学生也较有空闲，中、小学生较乐意与大学生交往，因此是方便的翻译人选。如果能找到当地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可以进一步设法游说他，引起他对本地社会文化研究的兴趣。如果成功做到此点，你获得的不仅是一名热心尽责的翻译，也可能培养成一位土著人类学者（native anthropologist），在替你的访问工作做语言翻译之余，他还会努力自行访问村中耆老，对于你访谈中未有答案的问题继续探索，协助你更深、更广地发掘资料。与翻译建立投契的问题，基本上与报道人无异，在此不拟赘言。
虽然大多数的田野调查都需要翻译的帮助，田野点当地语言的学习却也是人类学者必备的技能，能讲一些当地语言对于你与村人间关系的建立肯定大有帮助，同时也能避免报道人、翻译有心或无意的蒙混。由于对土著语言的了解不足而采用错误讯息的现象（例如Margaret Mead的Samoa研究），Brislin等人称之为“傻瓜的误差（sucker's bias）”[5]。我个人的经验是，翻译常会基于主观的意识“过滤”报道人的陈述，而非全盘、忠实的直译，如果你能掌握相当数量的关键词，就能指出翻译遗漏的部分。经过几次的纠正后，通常翻译会逐渐配合（否则你就要考虑更换翻译）。田野调查的老手、会数种田野点语言的Bernard曾揭示他学习新语言的秘诀是词汇的增加，并尽可能模仿村人的发音、语调、手势以及其它肢体语言说一点什么。其次是扩展你对村人惯用语的使用，引起村人的反馈，愿意多用当地语言和你交谈，你的语言能力也会逐渐提升[1]272-273。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点，首先你对当地语言的词汇增加到某一程度，当地人讲的一句话中你听懂三五个词，其意思应该大致可以掌握；你从各方面模仿当地人说话的方式，会让当地人误以为你已能讲他们的语言，而愿意和你多讲，增加你练习的机会及进步的空间。
我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曾经发展出一个做系谱的方法，只要学会田野点语言的三个基本句及若干词汇，即可不必仰赖翻译，自行与报道人用当地语言做系谱资料的搜集。这个方法的使用，正好与Bernard提示的相合。由于三个基本句可以发展出各种探寻系谱资料的其他问句，只要报道人仍有提供资料的潜力，学会这方法的研究者可以与他不停地对话[6]。我在台湾泰雅部落使用这方法，让很多老人误认我会讲很多泰雅话，所以常找我聊天，我的泰雅语能力因之得以加强。我到雅美族部落做研究时，也想用同样的方法访问老人，不过提及逝去亲人的名字是雅美社会的禁忌，要搜集系谱资料只靠“三板斧”是不够的；加上当时大多数的雅美人都能讲一些普通话，常常不耐烦听我结结巴巴的雅美话，很快以普通话打断我，让我们的对话转入另一个“语言频道”。虽然我在兰屿停留的时间是泰雅部落的一倍，我说雅美语的能力远低于说泰雅语。但每日不断地听闻、记录雅美语，我的雅美语词汇还是能够日渐积累。在田野调查的后期，虽无法完全听懂雅美语，至少可以掌握村人讲话的主题，在访谈时也能指出翻译疏漏未译的某些报道情节。
八、结语
本文是长时间观察、聆听初学田野调查的年轻学者的问题，并根据个人四十余年实际田野工作的经验所做的解答。常言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做田野调查更是如此。首先要根据个人的兴趣、能力、资源决定研究的主题，并选择一个合适的田野点；进入田野点后要先设法与村人建立互信，而非立即到处东问西问，许多新手常因太过急切提出问题，造成村人疑虑而不自知，导致后续调查工作的困难。本文总结出的一些参考原则，对于初学做田野调查的学生应该具有引领的作用。
人类的社会文化行为多彩多姿，研究社会文化的方法或指导原则不能拘于一格，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指导原则都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以田野调查者都会做的人口普查为例，研究者可借此走遍全村并和大多数村人见面、谈话，让他们同样有机会问你问题，也是一个与村人建立投契的良机，但因做人口普查，你可能被怀疑是在做间谍的刺探工作[1]270。我们在福建的七、八个农村做田野调查时，学生也都做过家户人口普查，大多数情况一如Bernard所述，确能增加学生与村人的交流互动；但在某个村子家户访问刚开始，即被误认是为抓超生的计生办调查，当时只好暂时停止，在更多的疏导说明后再继续。因此读者一定要注意，前人归纳出来的田野工作原则固然有参考价值，却不能不处处留心，常做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调整。同时也如同Bernard[1]一再强调的，田野调查一如其他的手艺（craft），要不断地磨练才能精进。
（本文发表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9(4):17-28；注释从略，请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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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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