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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诞生于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歌谣运动，以《歌谣》周刊的创立和歌谣的采集及研究为代表，吸引了胡适、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等当时的优秀学人参加。歌谣运动受中西文化的影响与促进，实现了中国学术眼光向下的革命，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化登堂入室，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实证的比较研究法、传说的历史演进研究法、歌谣采集的田野调查法等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推动歌谣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歌谣研究理论的成熟、方法的运用、研究队伍的确立、标志性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新的世纪，中国民俗学还需继承歌谣研究的优秀传统，进一步促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关键词：歌谣运动；《歌谣》周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民俗学
关于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问题，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钟敬文先生对歌谣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歌谣运动的民族性、民主性、科学性，对顾颉刚、董作宾等学者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文宝、张紫晨，对歌谣运动的历史有清晰的梳理。洪长泰和赵世瑜，则深入探讨了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黄石等人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拓荒中国民俗研究领域而做出的重要贡献，“眼光向下的革命”已成为民俗学经典的论说。施爱东，对于顾颉刚对中国民俗学奠基性的贡献及传说研究历史演进法理论运用的得失给予了精辟的评价，使人耳目一新。此外，201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从启蒙民众到对话民众——纪念中国民间文学学科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歌谣运动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以《歌谣》周刊为中心，阐述一百年前歌谣运动发生的文化渊源及其带来的中国学术在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的转向，从而说明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学术贡献。
一、歌谣运动的三个文化来源
《歌谣》周刊的创立，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是西方新学术传播和中国古代采诗观风的政教传统接续传承的产物。归纳起来，歌谣运动的文化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特别是新史学的影响。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倡导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欧洲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促进了民俗学的兴起，赫尔德民族主义、芬兰的民族主义、进化论的民俗研究、德法二国的文化地理和文化传播理论的兴起，德国的比较语言学的神话研究，都倡导关注民众的学问，特别注重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文化地理、区域社会的研究，促进了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产生，民间的歌谣、图像、账簿、宗教审判所的档案、民间生产工具，等等，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当然，欧美新史学的发展如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由经史之学向社会史的转向也有深刻的影响。
《歌谣》周刊刊载的文章《英国搜集歌谣的运动》提道：在19世纪的上半世纪，学界对于乡间歌者所唱的歌没有特别的注意，在英国第一个注意到乡间的歌谣的人是卜罗德吴(Rev John Braodwood)，1843年他出版了一个集子，其中共有16首歌，开启了英国采集歌谣的运动。1898年英国歌谣学会建立，“当初是打算作为民俗学会一部分”，这对中国的歌谣运动无疑也产生了影响。另外，在《歌谣》周刊1923年第18号刊载的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民歌(Ballad)》一文，也介绍了丹麦、苏格兰、法国和德国自16世纪以来的歌谣采集运动。
《歌谣》运动的参与者多数都受到了意大利学者韦大列(Baron Guido Vitale)的《北京的儿歌》(Pekinese Rhymes)的影响。胡适在《歌谣研究的一个比较的方法》曾转录了这本书收录的部分歌谣。《歌谣》周刊刊登的《台湾的歌谣序》提道：研究中国近代歌谣的书，当时所知道的有四本，一是意大利韦大列的《北京的歌谣》，二是荷德兰的《孺子歌图》，三是平则清七的《台湾的歌谣》，四是文讷的《中国的俗歌》。这四部中国歌谣选集，有三部出自欧美作者之手。韦大列在《北京的儿歌》序言中说：“虽然我是初次编辑这种北京儿歌集，但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从中获益。因为：1.在这些简练的词句和段落中所蕴含的珍宝几乎无法从其他地方找到；2.读者可从中清楚窥得中国民众生活的背景和实际情况；3.读者还可悟出，真正的诗歌很大可能在中国民歌中觅得源头。”这与《歌谣》周刊发刊词标举的宗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得到普遍的传播，日本民俗学的兴起也较中国早，其民俗学研究对中国也形成了直接的影响。周作人在日本求学期间，包括安德鲁·朗、弗雷泽(James Frazer)与盖莱(Charles Mills Gayley)在内的一系列民俗学者著作，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从赫尔德到格林兄弟等德国浪漫主义“文化在民间”的思想，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五四学人中，周作人较早地以儿童文学的视角向中国学界译介了日本童谣研究的成果和理论。他于1922年翻译的日本柳泽健的《儿童的世界(论童谣)》一文，就指出儿童不是未长成的大人，儿童有自己独特的心理世界，童谣和儿歌反映出“儿童的世界里所独具的色彩、音响与光线”。周作人还翻译过日本白鸟省吾的《新民谣与古民谣》。这也可以看作是西学影响中国现代歌谣运动的一个变奏。
第二个是受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理论到“民间去”观点的影响。俄国民粹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赫尔岑等民粹主义代表性人物号召知识分子“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儿有你的位置，从知识的宝座上流放自己，你将成为代表俄国人民的勇士”。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是1919年开始的，还在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早些的时候，李大钊就已经成为俄国民粹派理论的赞同者。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所发表的思想观点，曾给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以强烈印象。响应李大钊的号召，1919年1月，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该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其团员就包括《歌谣》周刊的编辑常惠。
第三个方面，歌谣运动还受到中国古代歌谣搜辑传统的影响。歌谣周刊的作者，都曾经谈到受明代冯梦龙《山歌》《桂枝儿》、清代李调元《粤东笔记》、杜文澜《古谣谚》的影响。这与我国古代采诗观风的政教传统有关。这虽然是先秦典制的遗存，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孕育着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民俗意识”的萌芽。
《国语·晋语》记载：“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汉书》中也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西汉武帝刘彻认识到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当然，先秦汉魏时期采诗观风是出于巩固和改善统治的目的，并非基于重视民众文化的角度。但民间歌谣一旦进入士人的视野，它那浑然天成、朴质动人的光辉必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感染力。正如清代学者刘毓松所说的那样：“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对民歌的仿作历代不乏其人，但“不论历代文人的仿作怎样圆熟老到，都没有民众口头创作的真正的民间作品质朴和自然”。然而，这毕竟开启了中国古代士人对民间歌谣的关注，可以看作是歌谣运动的历史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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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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