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还有一些研究从实践层面指出了当下非遗保护中的问题。如施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内在矛盾》⑤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对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立法进行了反思，认为非遗是由基于共享性理念发展出来的保护制度；而著作权保护是基于私有制财产理论建立起来的保护制度，在“共享”和“私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立法需要三思。马千里的《“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列入标准研究》⑥指出我国的非遗名录制度有本质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缺乏对社区权利与伦理维度的重视，今后应充分吸取社区代表和民间社团组织的意见，探索多样化的非遗普查和名录制定机制。而张青仁主持的“文化遗产的批判性研究”专栏⑦则介绍了国际学界关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以期能为中国的非遗研究提供借鉴。

 

　　其二是随着研究的成熟，出现了一批对非遗知识进行体系化、系统化梳理与建构的成果。如彭兆荣等著《联合国及相关国家的遗产体系》⑧以对各国遗产体系的介绍为主，为中国非遗研究和体系建构提供了文献支持。彭兆荣的《生生遗续、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①则致力于建设本土性遗产体系，作者提取出一系列中国的本土概念来丰富遗产体系的知识构成，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体现了中国学者积极开展本土实践的努力，而其实际效应尚有待时间的检验。

 

　　其三是产生了一批注重非遗实践价值的研究，充分激发了非遗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建设与整合能力，对非遗在国际战略部署、民间社会的转型、区域社会的振兴等方面的价值进行了论述。巴莫曲布嫫的《“丝绸之路”作为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话之路”系列项目的萌蘖与分孳》②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行的“丝绸之路整体研究项目：对话之路”等系列文化项目为例，讨论了跨文化对话在阐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上的作用，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作为国际性实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参考。张举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③提出了中国文化有着自愈机制的看法，认为这种机制对当下的非遗保护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借鉴作用。户晓辉的《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实践民俗学的愿景》④则认识到民俗博物馆有去精英化色彩和平民化的价值，倡导要建设民主化的对话式博物馆，为普通观众的个人叙事、讲述和记忆提供平等表达与公开展示的平台，让普通观众相互进行审美启蒙，共同培养公民习性。此外，陈勤建的《回归生活——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⑤、金昱彤的《扩展公共性：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新范式》⑥等也从理论与个案等不同角度，探讨了非遗保护的社会效应。

 

　　非遗研究是近年来民俗学界的显学，通过各方面的论述与阐释，赋予民间文化时代意义，有效唤醒了大众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也大大提升了学术的公共性。但在深入介入非遗研究的同时，民俗学似乎并未在学理上获得长足的进步，本年度的研究也或多或少表现出这一倾向，如何借助非遗研究蕴含的新思路提升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理论，成为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神话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学科转型，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神话不是特定时代的历史遗留物和外在于我们的无关对象。在神话的研究上，出现了以下两方面的趋势：其一是多视角的研究，既有传统的母题分析、内涵研究、文史考证，也有对神话在当代的传播变异、讲述表演、开发利用等的论述。其二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既有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有文艺学、历史学、考古学与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参与。总体而言，本年度的神话研究呈现出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特色。

 

　　这一特点最为直观地体现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盘瓠神话研究小组的实践上，本年度他们在《民间文化论坛》上发表了以“神话的源起与多民族文化实践”为主题的专栏，包含了毛巧晖的《文化展示与时间表述：基于湖南资兴瑶族“盘王节”遗产化的思考》、李斯颖的《盘瓠神话与其多元化仪典演述探析》、王宪昭的《盘瓠神话母题数据的资料学研究》、吴晓东的《狗与蛙：盘瓠神话分化与演变的语音分析》、周翔的《叙事情节与社会功能：盘瓠神话流传与变异辨析》①等文章，既包含了语言学的研究，也包括对盘瓠神话流变的考辨，还包括对神话在现实社会中的形态、功能，乃至在多媒体中的呈现与记录状况的研究。这些文章和小组成员周翔编著的《盘瓠神话资料汇编》②共同围绕盘瓠神话展开多维度的讨论，展示了多元视角在神话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在神话的本体研究领域，学者们继承经典的学科范式，在具有传统优势的文学内涵、历史流变、比较、类型研究等方面均有大量成果涌现。从文学角度的研究有王怀义的《中国史前神话意象研究》③和元文琪的《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④，前者对上古神话意象蕴含的原始文化心理结构和情感需求进行了分析，后者则依据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和帕拉维语文献，对琐罗亚斯德教神话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以文本细读和比较为基础的内容分析仍是研究的大宗。陈建宪的《论神话时空观》⑤对神话中的时空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内涵是循环时间观和多维空间观。循环时间观主要表现为太阳运行神话和季节更替神话。多维空间观主要表现为天堂地狱神话、大地之脐神话和绝地天通神话。神话时空观帮助古代族群建构了世界模型和信仰基础，制定了生活节律和准则，至今仍有规范社会伦理等实用功能。张开焱的《中西神话构形特征与叙事传统》⑥分析了中国与希腊上古神话在叙事话语和内容组织上的差别，认为中国神话偏重于空间形态，西方神话偏重于时间形态。两种形态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的文学传统，使空间要素成为中国文学叙事中极为重要的结构性作用。

 

　　另一些研究则从个案的视角切入到对神话叙事、体裁与母题等领域的研究。段友文、秦珂的《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性质及其原始观念》⑦分析了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属性，认为其兼有体现先民原始生存境遇的自然生态神话与彰显族群文化意蕴的社会文化神话的双重特性。王宪昭的《论盘古神话叙事的“形散”“神聚”》⑧则对盘古神话的母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盘古神话体现出叙事内容与母题组合的不确定性；同时又包涵着相同的创世精神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他的另一篇文章《论<布洛陀>神话母题的叙事结构与表达技巧——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文本为例》⑨则讨论了《布洛陀》史诗中的神话母题构成，以及母题链接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母题本身的叙事规则。陈金文的《盘瓠神话：选择性历史记忆》⑩通过对文献的考辨，发现盘瓠神话的叙事技巧：对盘瓠与高辛氏部族间的主要矛盾避而不谈，反而突出部族间交好的插曲性事件，认为这体现了弱小民族的生存智慧。

 

　　一部分学者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先秦典籍中蕴含的神话及其变迁的历史动力进行了阐释与解读。如本年度刘宗迪推出的一系列《山海经》研究，《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考简》⑪对《大荒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做了重新推定，认为该书反映的是上古山东的地理。此外，他还动用博物学的相关知识撰写了《<山海经>是如何成为怪物之书的》①《怪物是如何炼成的》②等系列文章，讨论后世对《山海经》的再解读。不难看出他的研究深受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以重返历史语境，揭示文本背后的意义世界为旨趣。陈泳超的《从感生到帝系：中国古史神话的轴心转折——兼谈古典神话的层累生产》③讨论了从感生神话到帝系神话的发展脉络，认为这一转变完成于战国晚期，将政统、道统和血统合为一体。两汉之世，五行之德的观念为帝系提供了结构原则，也为各种时势政治提供理论合法性，一直延续到魏晋以降，研究揭示出古典神话层累的再生产过程。此外，高有鹏的《关于神话重构与尧舜“禅让”神话的真相问题》④、刘晓的《神化先祖与黄帝神话叙述的形成》⑤等也是结合民间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典范。

 

　　神话与仪式有着紧密的关系，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成果也值得一提。闫德亮的《中国古代神话民俗化浅析》⑥讨论了古代神话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后依托民俗事象与民俗活动传承的现象，认为神话民俗化保存了神话，扩充并延展着神话与民俗的内涵，增强了其生命力，其所构建的民间信仰引导规范着民众生活。冯智明的《神话叙事与庆典仪式的互文——以桂北瑶族“渡海”神话和禁风节为中心》⑦以流传在由瑶、汉两族移民组建的桂北庙坪村的渡海神话为考察对象，认为其与仪式实践之间建构了结构性关联，成为民俗与社会制度合法化的证明。董晓萍的《新疆史诗故事、佛典文献与毛毯绘画》⑧与段晴的《神话与仪式——以观察新疆洛浦博物馆氍毹为基础》⑨又加入了图像的维度，通过对仪式性图像的分析，讨论了图像背后的神话与宗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