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发展至今，形成了值得深思的学术传统。学术史研究在考镜源流、总结既定成果、反思研究范式与路径上有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本年度，在学术史研究领域有不少值得一说的成果。

 

　　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和学术团体是主体。有一部分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学者在特定领域的贡献，围绕其采取的学术路径、研究的特色展开述评。2018年是中国民间文学、民俗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郑振铎诞辰120周年，有若干文章聚焦于郑振铎的学术贡献。安德明的《郑振铎与文学整体观视域中的民间文学》②在“大文学”的整体性视野中评价了郑氏在民间文学领域的成就，认为郑振铎始终在民族文学的整体框架中看待民间文学，认识和理解其属性、地位和价值，郑氏的民间文学（俗文学）观以民主性立场与书面化的审美观念与艺术标准为基础，因此能保持客观的立场，对上下层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作为上下层交汇点的俗文学，做出相对准确、客观的批评和反思。刘宁的《雅俗张力中的“俗文学”——读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③则对郑氏的名著《中国俗文学史》展开阐释，讨论了郑氏的俗文学观念与“五四”反正统潮流的关系，认为该书形成了三个独特的取向：以文体区分雅俗、反封建的民众立场、雅俗对立的趣味。

 

　　此外，马竹君的《顾颉刚“层累说”的再审视——以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④以大禹传说研究为例，对顾颉刚的古史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传说研究论证框架建立在“故事的眼光”之上，“层累说”实际上是围绕传说的转变搭建起的开放式论证框架，不能用经验性的考古发现否定顾的框架。朱恒夫的《民间的视角与立场：钱南扬先生戏曲研究的特色》⑤则对戏曲学家钱南扬的南戏研究做出了述评，认为钱的研究充分利用文献材料中的民间故事、俚言市语来复原南戏文本，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体现出了坚定的民间立场。岳永逸的《故事流：历史、文学及教育——燕大的民间故事研究》⑥对燕京大学毕业生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考辨，分析了齐思和、杨文松、陈永龄、李慰祖、洪德方、郑振铎等代表性学者的研究方法，重点介绍了杨文松的“故事流”、李慰祖等的情境性研究、郑振铎等注重儿童教育的研究三种路径。陈祖英的《钟敬文对民间传说学理论的建构》⑦则对钟敬文在传说学领域的贡献进行了总结。

 

　　另一些研究对1949年至今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梳理。本年度，毛巧晖的《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修订版）》⑧出版，该书以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属性等基本问题为视点，围绕着“人民性”等核心概念，考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史，全面展示了学术与时代的关系。她的论文《民间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拟与消解——1949—1966年“搜集与整理”问题的再思考》①从“十七年”期间的若干学界的事件与争论切入，讨论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塑造社会主义新型文学与新人上的作用，并检讨了其得失。廖元新、万建中的《“官学”话语下的20世纪少数民族歌谣研究》②则反思了20世纪少数民族歌谣研究的问题，揭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漆凌云的《基于高被引视角的近四十年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述评》③通过考察近四十年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成果，肯定了故事学的研究成果，也指出存在着研究方法的模式化、低门槛和理论创新不足等问题。李海云的《边界视角：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考察》④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的成绩，如在学科属性、村落研究等领域的探索，以及“标志性文化”“语境中的民俗”“感受之学”“礼俗互动”等学术概念的创新。谭佳的《反思与革新：中国神话学的前沿发展》⑤反思了现代中国的神话学学科史，试图寻求突破性革新，重建学科的观念与研究路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海外学术研究的介绍与梳理对于本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王杰文的《格林兄弟的语文学与“口头传统”研究》⑥将格林兄弟还原为语文学家与日耳曼学家，他们搜集与编纂民间文学的工作，是他们的语言、历史与法学研究的总体工作的一部分，作者强调对格林兄弟的研究不能脱离语文学与语言学的背景。户晓辉的《简单的形式与前文学的形态学》⑦介绍了安德烈·约勒斯的名作《简单的形式》的内容与研究方法，揭示了作者根据人的精神活动分化出不同体裁和文类的创见。刘奕伶的《民俗的批判与批判民俗学——葛兰西论民俗》⑧则揭示了葛兰西的民俗观，指出其中的启蒙主义色彩，指明其与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呼应关系。刘晓春的《从柳宗悦到柳宗理——日本“民艺运动”的现代性及其启示》⑨则聚焦于柳宗悦、柳宗理父子的民艺观，两代人经历了从手工艺的浪漫主义向浪漫化的“袪魅”、发掘民艺的现代性的转变，认为中国的工艺复兴也要激发“物性”，通过器物自身的特质来呈现民族特色。王京的《1917年柳田国男的中国大陆之旅及其影响》⑩考察了柳田国男1917年的中国之行，分析了这次旅行对他学术研究的影响。此外，相关研究还有乌日古木勒的《中日学者眼中的<桃太郎>》⑪、程浩芯的《还俗于民：本杰明·博特金与美国民俗学的公共性实践》⑫等。

 

　　学者们对学术史的梳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事件的罗列和分析，而是具备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即从民间文学学科的现状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出发来看待历史。无论是对现代学科发展的回顾，还是对海外研究的吸收，都是为了反观本国的学术问题。本年度的研究也不例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新世纪以来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热点。2018年这一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非遗，呈现了以下三方面的成果：

 

　　其一是加强了对非遗概念的反思性辨析与对保护实践的批评。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概论式的阐释与解读，而是更加深入《公约》内部，对其进行知识社会学式的解读，同时立足中国现实，对保护实践中的得失有所批判。彭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性：时间与民俗传统的遗产化》①通过辨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遗产”的系列文件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探求其演变背后的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以及背后呈现出的时空关系变化。

 

　　对“社区”这个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概念，吕微、安德明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阐释。吕微的《反对社区主义——也从语词层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②对非遗保护中的“社区主义”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非遗保护需要突破以自然社区为本位的保护方式，将社区视为因自由实践而可能的道德主体，这样才能维护道德主体自由实践的应然自律权利，有效保护文化多样性。安德明的《以社区参与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③则强调了“社区”概念的双向意义。在他看来，在全球化时代，“以社区为中心”表现了对地方民众权益的尊重，反过来又会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推动“和而不同”的文化多样性观念，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的《不能孤立存在的社区——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防冻剂的“CGIs”与“遗产社区”》④也指出了应该在社区、群体、个人的三重视角下看待非遗。显然，三篇文章立场各异，但都提倡要避免将“社区”简单化，应该在普遍性与本土性的交叉视角下看待非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