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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78年到2018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明显分成两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是“五四”时期学术目标的延续，也是“证明”自身的学术逻辑的延展。在“证明”诉求统领学术界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学术史。其实，“证明”最有效的范式是学术史，钟敬文先生率先开启了学术史的书写实践。进入21世纪，学者们可以从容地回过头去整理20世纪所有的学术成果。在新世纪学术大反思的浪潮中，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也步入了新的征程。
关键词：民间文学；学术史；40年
学术史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个过程本身是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缩影，也是民间文学研究40年从无到成就突出的过程。这类著述着眼于从“五四”到2018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整体观照，具有强烈的学术史的书写意识，“史”的概念和书写的目的性十分明确。从时段的划分来看，虽然1949年前后，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也进入到新阶段，但是，从学术史意义而言，1978年是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还始终处于初级阶段，作品采集和作品分析为其主流，学术范畴和学术话语相对贫乏，没有形成自足的体系，而1978年之后，民间文学逐渐成为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学科。
一、学术史出让给了“证明”
“民间”曾经意味着底层、边缘、落后和传统，因此，学术界的改革开放一旦开启，民间文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40年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者们便迫不及待地证明其研究对象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1978年之后的数年当中，民间文学研究仍处于为自己“证明”的阶段，挖掘民间文学资源宝库和其社会功能成为主要的学术动机。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被隆重推出，“某某民族的民间文学”是最显见的论题，那些流传广泛又极富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学文本逐渐成为经典。民间文学研究被阶级论和反映论所主导，民间文学的思想意义具有严密的上层意识形态。阶级论以“歌颂”与“批判”作为论述过程中的关键词，劳动人民的主体身分成为民间文学扬眉吐气的政治资本。“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庙堂的文学终于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打不死平民的文学”。这是在阶级论框架里最典型的为民间文学“证明”的话语。反映论以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为学术话语的基本起点，把揭示民间社会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当作论说的最高境界。民间文学作为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具有无可匹敌的教育和认识功能，在美感享受中实现伦理教化，传承祖先的历史记忆。面对这样一种学术语境，学者们在“拨乱反正”伊始，也忙于拨乱反正。其中以贾芝的《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兼驳“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钟隆的《文艺作品要以情动人——兼评“四人帮”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污蔑》为代表，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呐喊出大批判的政治话语。于是，民间文学研究终究未能迈进本体论的门槛。既然学术的纯粹不存在，那么学术研究的学术史自然无以建立。
不过，还是出现了以学者或研究成果为观照对象的论文，这些论文处于“史论”的边缘。其所以谓之“边缘”，在于作者并不具有学术史的清晰意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大批论述知名人士论述民间文学的文章相继发表，鲁迅论民间文学、蔡元培论民间文学、郭沫若论民间文学、高尔基论民间文学等一时间成为最热门的选题，几乎所有的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家都与民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类论述不同于阶级论和反映论，但两者的学术目的如出一辙。
其实，“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都沿着“证明”自身作用和价值的轨道行进，只不过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于民族解放的伟大表达，此间则用作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民间文学的武器功用也是“五四”的再发现。还有一种“证明”来自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认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已被清除，阶级斗争的话语基本上被学界抛弃，研究回归到民间文学本身，其热点转向民间文学的文体特征。这一论题同样是“五四”时期的延续，同样也是“证明”的学术逻辑的延展。当然，这毕竟是民间文学研究由外部进入到内部的视域转换，尽管难以解构反映论，但也弱化了反映论。一方面强调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强调民间文学为其他文学形式所无的审美价值和美感表达，以示民间文学具有迥异于作家文学的文体本质，在存在论的维度中强化“证明”的力度；另一方面不自觉地还原了民间文学的主体性。只不过这里的主体性并非要将反映论中被压抑的人民主体释放出来，而是确认民间文学不仅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方式，更是广大民众抒发感情、倾吐心声的途径。关于民间文学性质的认知悄然发生了变化，主体、情感、抒发的阐述凸显了非认识论的一面，在情感态度与意识形态之间寻求到平衡策略。当然，这种对民间文学主体性的认知完全是出于“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我心忧矣，且歌且谣”的主观感受，而不是要还给民众之于民间文学应有的主体地位。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取向与“五四”“到民间去”的取向高度一致，是“到民间去”的再发现，“民间”成为民间文学阐释的标签和难以越出的藩篱。这种极强的学术惯性是由民间文学的性质决定的。作家文学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乃至当代，而民间文学的时间维度则相当模糊，难以给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阶段认定，故而其研究范式也带有顽强的延续性，研究范式的时代特征极不明显。这种延续性造就了范式的单一性并且导致其学术意识的固化，即都是以“证明”为学术己任。
在整个民间文学学术界都在忙于为民间文学“证明”的情况下，学者们自然无暇顾及学术史，学术史也未能获得足够腾挪的空间。针对这种一元化的学术经营，倒是亟待学术反思，方能指点民间文学向着多元的维度发展。学术史既是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评述，也表现纠偏和引导的学术意识。因此，呼唤学术史的出台，在研究基础上的再研究，是民间文学学科处于发展瓶颈状态时的内在需求。对于作家文学而言，史论原本就存在，并且一直没有中断而民间文学的史论以往几乎为空白。因此，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状况的改变，主要不在于新的研究方法的输入，学者们对于诸如母题、类型、结构、比较等视角并不陌生，本体特征把握也比较到位，所缺少的恰恰是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评述，而非民间文学研究本身。史论的出现就不仅仅是扩大研究领域和视野的问题，而且与民间文学学科的命运休戚相关。
当然，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的空白除了被“证明”所填充之外，其缘由还在于以学术研究取代了学术史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田野作业写定民间文学文本，并对这些文本进行解读和分析。一直以来，民间文学界的学者以为这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全部任务，学术史意识尚未形成，或者把民间文学具体的个案的学术实践视为学术史。学术史离不开田野作业和对田野作业成果的理解、解释，没有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就不可能有学术史，但学术史不等同于具体的个案研究，学术史也不直接面对记录文本。学术史旨在揭示民间文学研究的本质、理论方法的短板和演进趋向，提升民间文学学术的品位层次。从民间文学文本到民间文学文本研究再到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是一种以民间文学文本采录、研究为核心的递进式的图式。学术史研究聚焦民间文学现象所体现出的学术向度及其演进趋势，在系统层面把握研究态势，进行整体观照。这触及问题意识、知识资源、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方面既有交叉，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民间文学领域，往往将这些不同的层面混同起来，等量齐观，诸如问题意识被等同于知识资源，方法论被当作价值论等。以“民间”这一概念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间文学研究中，有的处理为知识资源，有的作为价值论来言说，有的运用于方法论。如果不洞悉“民间”这一概念在哪一个维度中运行，就可能陷入概念的纠缠之中难以自拔。1978年以来，民间文学界不遗余力地引入理论范畴，但这些理论范畴更多被当作知识资源，而不是转换分析问题范式的依据。在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中，概念不能只是关键词，还需要追寻概念在不同学术语境中的运行轨辙，考察概念是怎样在不同时段和侧面被运用和被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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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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