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本真性；异化；存在主义；民俗主义

 

　　作者简介:胥志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礼俗传统与中国民俗学理论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YJC850023)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本真性的幽灵

 

　　在德国民俗学家本迪克丝(Regina Bendix)出版《追寻本真性——民俗研究的形成》(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一书的1997年，“本真性”这样的术语对国内民俗学界来说还是陌生的。把民俗学的核心精神界定为对本真性的追求，这样一种概括显然与我们的理解相当疏远。我们理解的现代民俗学的使命，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方面，不能说没有注意到本真性的维度，但无疑不是学科的关键词。[注]但在短短五六年之后，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原生态、本真性这样的术语不仅成为学术热词，也开始成为大众的流行语。时至今日，本真性不仅成了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基本立场，具有本真性的事物和生活风格也成了都市大众追逐的风尚。在服饰、饮食、日用、旅游等日常生活的广大领域，对奇风异俗的兴趣(或俗语所谓的“远方”)，对自然和乡村的向往(或“乡愁”)，对前工业技艺的着迷(或“匠心”)等等这些西方民俗学史上的古老话题，突然以最“接地气”的方式重现了，而非遗则成了这种生活风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可以说，“追寻本真性”成了今天民俗研究、非遗保护以及相关社会思潮中的重要主题。

 

　　另一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西方民俗学，对本真性的虚构性与建构性、本真性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原罪，以及本真性话语在异文化表征中的权力维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注]《追寻本真性》一书实际上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甚至更早，在1960年代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就对当时流行的“本真性的俗话”进行了刻薄的批判。但显然地，学术上的反思并没有阻止本真性话语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方兴未艾；也未能阻止其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大众文化中的卷土重来。[注]

 

　　本真性话语的难以抛弃，说明它拥有深厚的生活土壤，这正是本文追问的出发点和基本假设。我们这里的工作就是试图将现代民俗学中的本真性话语或主题，还原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去。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民俗学中本真性话语的社会根源，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对现代性所带来的诸种异化状况的反思和抵抗，这构成了学者的民俗研究和大众的民俗趣味的共同根源。这样理解的本真性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学话语(如在本雅明那里)，或政治学话语(如在民族主义、地方主义、身份政治中)，或伦理学话语，而是一种更为基本的“元话语”。因为在当代西方“本真性”是指“成为你自己”的计划，涉及的是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追问和回答，是诸如身份政治、审美趣味等具体问题的哲学基础。[注]而当代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人们在民俗或非遗这样的事物之中，找到了本真性的最切近的载体。本文的任务，是围绕当代中国学界的民俗研究和大众的民俗趣味中的本真性话语，参照现代民俗学史上的相关主题，来探讨本真性话语的社会根源、意图及局限，并尝试回答：如何才能真正地实现本真性？

 

　　一、本真性话语的社会根源

 

　　任何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学术运动，一定在社会生活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它反映的也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思想，而是社会大众的普遍感受和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而且，这种学术话语对时代问题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案，也不会与大众的情绪性反应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客观的实践和斗争，学者不可能抛开这一现实玄想解脱之道。因此从这一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某一时代的学院学术和大众话语同等对待、相互参照，以便探讨它们背后共同的社会根源。集中呈现本真性话语的两个学术领域，现代民俗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这种学术运动，它们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学院学问，而是在大众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由于存在主义哲学家对本真性问题的思考有其深刻与自觉之处，我们这里的分析有必要对之加以参照，以便更透彻地理解民俗学中的相关议题。

 

　　正如本迪克丝所言，“民俗学历来被用作追寻本真性的工具，满足逃离现代性的渴望”[注]。保罗·蒂利希也说过，存在主义“是一场超过一百年的针对人在工业社会非人化的古老的反叛运动”[注]。所以，虽然两个学术传统相对独立，诞生的时代也有差别，但“追寻本真性”这一共同主题显示了它们相同的社会根源和意图：对现代性带来的人性异化的反思和抵抗。英语学界论述民俗学史和存在主义的两本著作都以“追寻本真性”为主标题，绝非偶然(另一本是Jacob Golomb所著的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From Kierkegaard to Camus)。而且，在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和二十世纪以来的大众生活那里，存在主义的话语与民俗学的话语也已经呈现出相互交融之势。

 

　　异化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弗洛姆(Erich Fromm)所说，“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几乎存在于各种情况中，存在于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等关系中”[注]。民俗学(及存在主义)中的本真性话语与这些方面都有关联，构成对异化的不同维度的反思和抵抗，为了论述之便我们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针对个人的异化，本真性话语将“我”的问题放到了反思的核心。

 

　　个人的异化，或人与自己关系的异化，从根本上源于现代劳动的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注]。人的日常劳动对自己而言成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注]。其结果如同弗洛姆所言，个人现在不过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服务于它无从把握的外在目标。因此，“他无法体验到自己是一个主动体，是自身权力的持有者。……人体验到自己不是有爱和恨、有信赖和疑虑的活人，而是与自己本性异化了的抽象物，在社会制度中起着某种作用的抽象东西”[注]。

 

　　这就解释了为何“是我/非我”处于存在主义概念的核心，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民俗学中“对‘真正’、‘真实’、‘完整’的追寻，已然成为18世纪开始的社会、经济、政治巨变的驱动力”[注]。本真性话语是现实的负片，是现实中匮乏之物的显影。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自我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与其本质和理想相疏远，所以真我、完整性成了反思的核心。而民俗学家将本真人性的理想，寄托在现代世界之外的某处。他们是威廉·格林眼中的俗民，这一“在其中完美表现了精神力量的一个概念”；或英国浪漫主义者如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眼中代表着纯朴、自然的俗民，如华兹华斯所说，“俗民是所有人进入自然的无限怀抱这一愿望的表达”；或者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心中的雅利安人：“雅利安世界是我们种族的镜像”；等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