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往，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母系社会形成于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母系社会也处于鼎盛时期(公元前5000年~3000年)。经历1000年之后，父系社会开始发展起来(陕县庙底沟文化，公元前2500年)，完全进入父系社会(对偶婚姻向一夫一妻婚姻制过渡)。龙的信仰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了形成期。到了商代，龙的形态已初步形成。这时期，各种因素发展了龙图腾的神性，从而形成龙的象征意义及精神气质，而诸多部落的图腾则发展为龙的形象。实际上从西水坡考古发掘看，龙的形象定型应提前到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龙的早期形成过程，应在仰韶文化早期和裴李岗文化时期。

　　原始社会部落联盟融合了诸部落的图腾，这与中国古史的记述也大致吻合。《竹书纪年·前编》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五帝记》都说到：“太吴伏羲都宛丘(淮阳)”，他“作网罟，兴渔猎”，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从而促进了文明历史的发展。聚居中原的其他氏族莫不宾服。伏羲氏建都淮阳(陈)以后，便将中原各部落的图腾龟、蛇、鱼、虫、鸟、牛、马、鹿等，复合为龙的形象，代代相传，成了华夏族徽。伏羲还“以龙纪官”，“为龙师而龙名”。他以青龙氏纪春官，以赤龙氏纪夏官，以白龙氏纪秋官，以黑龙氏纪冬官，以黄龙氏纪中官。他还根据各氏族的特长，以任务命官，以鸟图腾的氏族为飞龙氏，鱼图腾的氏族为潜龙氏。又按四时、四方设守土的地方官。后来，龙图腾的氏族不断扩大，龙子龙孙就成了组织龙图腾的氏族支系。这一演变到黄帝时期，始趋于完全统一，龙图腾终于成了华夏族的族徽。

　　那么，中原龙神话及其图腾族徽是怎样形成的呢?

　　首先是伏羲、女娲两大部族的融合。从至今尚流传的远古神话的种源来看，在伏羲氏进人中原之前，这里居住的原人氏族部落很多，部族之间的融合现象已相当普遍。“洪水后人类再殖”神话，不仅与创世神话盘古夫妻有关(《述异记》：“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而且，还有众多兄妹婚型的神话在传播。

　　据史料记录，父系氏族进入中原以后，不论是从西面的甘肃天水(“生于成纪”)东来，还是从江淮北上西进，这个部族的发展、壮大，是到中原地区以后，才逐渐由渔猎经济进入农业经济的结果。伏羲氏族的壮大，吸引了中原诸多部族与之融合。作为精神信仰反映的图腾观念，自然产生复合现象。据说，伏羲族在南方的原有鳄图腾有演变为龙图腾可能性的一面(考古文物中似有痕迹)，但不明显；而在中原地区则在神话中早有以龟为图腾的反映，特别是淮阳、西华一带，突出表现为与以蛇图腾为标志的女娲族融合，产生了“龟蛇合体”的玄武龙图腾像，被以天鼋族为图腾的黄帝族所接受。这就是华夏始祖龙图腾形象的来源。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龟与鳄实为同类、同体。很可能龙的最初原型便是伏羲来中原以后，为适应这里(黄河盆地)盛产龟、蛇的生态环境特点的需求，而将鳄易为龟，并接受蛇(亦龙的原型)的观念的产物。这就是炎黄二帝族团部落联盟之后，玄武龙图腾出现的根本原因。这样，既不排斥鳄为龙原型的可能，又符合中原以蛇为龙图腾原型(龙的一个胞族)这一事实。

　　其次是黄帝族“玄武龙”演变的过程，这在中原神话里表现得也是清晰的。在文献记载和中原神话里，都有关于黄帝乃女娲后裔的传说(如《伏羲、女娲避洪水》、《五龙泉的来历》)。因此，黄帝族的祖图腾是天鼋(龟、巨鳖)，和伏羲、女娲以龟为图腾有关。当黄帝统一中原以后，族属受到在中原居住的众多部族的拥戴，并加入这一部族联盟内，从而迅速壮大了以炎黄二帝为始祖的华夏氏族前身———炎黄联盟。这样一来，黄帝族很自然地把各部族图腾复合成龙的图腾族徽。其中龟(鳄)、蛇皆被接受为龙的原型。华夏龙的形象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特别是，炎帝、蚩尤(伏羲、女姐血统)族皆以蛇、鳄为图腾，这就在北方中原地区形成以蛇为龙主体原型的中华龙图腾。中华龙的传人从此便沿袭下来。而鳄、龟为龙原型的观念逐渐被淡化。所谓“龙蛇不分”就成了习俗观念。尽管华夏龙图腾是以蛇为主体演变而来，并改造鳄、龟之短小身形为蛇状盘曲腾跃，但龙的头、四足、背脊仍不失鳄、龟(同为鳞介类)的本相。

　　黄帝族以天鼋(龟)为图腾。在黄帝与女蜗、伏羲族血统的蚩尤族共处后，天鼋即与蛇复合为龟蛇合体(龟蛇相缠绕)的玄武龙，在当时有巨大的号召力。当黄帝统一中原大业完成后，众多散处的部族咸与归服，尊黄帝为部族联盟的宗主。所以《楚辞·远游》中说：“召玄武而奔属”。(洪兴祖注：“玄武为龟蛇”。孔颖达：“玄武龟也”。李贺也说：“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可见，中华民族图腾本为天鼋(或龟)，居北方，本为水神，而后才有龟蛇合体，龟蛇缠绕，可能还有“龟蛇交尾”(即媾和、联姻之意)。中原洪水神话中的神龟即扮演了保护神的极其神圣的图腾角色。中原华夏族的后裔二十五宗遍布中原，形成了伟大的华夏民族，并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龟作为中华民族玄武龙图腾原型，其文化内涵在原始先民的神话观念里是神圣的灵物。它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具有保护神的特殊作用。因此，龟文化在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价值(这一问题，刘兆元先生在《中国龟文化》一书中，有丰富、翔实、精辟的考证和论述)。因此，历史上龟才被认为是“四灵”(或“五灵”)之一。至于龟受羞辱和冷遇，最早与一些史家有关，他们认为，圣人以大甲鱼(天鼋、大鳖)或大龟为华夏族图腾像，有失大雅。实际上神龟、巨鳖的文化内涵是十分深厚和神圣的(世界范围内也不例外，有的民族就自称是龟族，下面还有各种龟族)。直到明清以后，人们始有以龟为耻的看法和心态。因此，才认蛇为龙图腾的原型，改天鼋为龙。而黄帝因久居黄土高原，就叫“黄龙”了。引入注目的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发掘中，发现了蚌壳摆塑龙，这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中华龙的图腾形象的确凿证据。这样，就把中华龙文化形成的历史，一下子向前提到黄帝鼎盛时期。黄帝作为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的始祖地位，便从此确定下来。这的确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河南濮阳西水坡“中华第一龙”被发掘的重大文化史价值

　　我国关于龙的考古发现，不论是湖南洞庭湖区划城岗文化型、湖北屈家岭文化型，抑或河南陕县庙底沟文化型的鳄头(或主体)图形，作为龙的原型，还很不完整。商周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龙形象，也是高度抽象化、图案化、装饰化的鳄(龙)形象，与原来民间龙神话中的龙形象相距很远。当时，甲骨文中作为龙的别称的尚有鼍、单、土龙、蛇、天鼋之龟等。一句话，在此以前，基本定型的龙的形象，考古文物尚未见到。

　　濮阳“中华第一龙”的发现，对研究中原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制度的出现，六七千年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早期仰韶文化，具有重大文化史价值。特别是45号墓坑蚌壳摆塑龙的发掘，对中华民族龙文化的研究，尤其具有绝对可信的实证价值，它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中国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社会制度已经出现。

　　这一时期，正好与早期仰韶文化阶段相对应；同时，也是黄帝统一北方中原之后，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大发展的鼎盛时期。黄帝的后裔颛顼族团(传说中说他与黄帝皆女娲所生的兄弟)活动的地区中心就在濮阳一带。因此，这一墓葬文化映照出了这一时期文明的缩影。当时的龙图腾信仰崇拜已经深入人心，并渗透到民俗活动之中。

　　(二)它无可争辩地表明：

　　北方中原诸大部落的融合过程，不仅是漫长的，而且是十分复杂的。经过相当长时间，中原诸氏族、部落才融合为一个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感召力、影响力的民族实体。龙图腾信仰所融合的诸部族的观念、信仰和尊祖崇拜的宗教观念已很成熟；它是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因此，它在我国早期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

　　(三)从墓葬民俗蚌壳摆塑图像来看，墓主身旁的东苍龙、西白虎表明天体方位观念已经基本确立。

　　濮阳“中华第一龙”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前身的华夏族系活动中心地区的中原文化已相当发达，它在中国各民族发展中的中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认识比以往学术界所谈的商周秦汉以后始正式确立的观点，一下子提前了3000年。这是远古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大事，是世界和东方文明史上的重大建树。

　　(四)濮阳西水坡蚌塑龙的出土证明：

　　中原华夏族系的原始社会对龙图腾的宗教信仰，已经跨过了单纯动物图腾崇拜的阶段，进入了上通天界、下连人世的“天、人”中介的神圣灵物阶段。人们已经认识到，龙可以让人或死者乘骑，进入天国另一世界。龙也成了当时人们原始宗教信仰的精神崇拜对象。这种墓葬中死者骑龙升天习俗的标志，便是人死后进入另一世界得到永生。而在此以前发现的鳄形文物，还未具有这种原始宗教观念的特性，龙的神秘功能、职司就还不具备。笔者认为，不能把宗教特色十分鲜明的濮阳龙的形象与仅具有龙原型某些特点的鳄形象的文化内涵等量齐观。濮阳“中华第一龙”的文化史价值远远超出鳄作为龙原型的文化价值之上。

　　(五)龙的原型决非鳄一种。

　　在北方中原地区，更符合黄河盆地生态环境特点的，是“龟、蛇合体”的龙图腾形象的龟、蛇(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实际上，鳄、龟同属鳞介兽类。在古代人们的观念里，它们就在“同列”之中。这样的解释，既与鳄龙不悖，亦与龟、蛇复合为玄武龙一致，更符合中原的实际。濮阳龙之所以被称作“中华第一龙”，道理就在这里。

　　(六)中原原始社会，先民“骑龙升天”的传说由来已久。

　　黄帝与龙的关系十分密切。最早，见于《史记》，传说黄帝采首山铜，在荆山铸鼎。鼎成，龙下迎黄帝，乃骑龙升天而去。以后，又有夏后启骑两龙，禺疆人乘两龙等。许多神都以龙为乘具。龙是与神有关的神兽。因天帝、诸神皆可乘龙，龙又具有超凡的神力，因此，龙也就更高贵、伟大。这些传说似乎都与人骑龙升天、从人界进入天界的观念有关。后来，魏晋时期的人们才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上升天界，而上天就必须乘龙方能到达。因此，这时进入了龙代表帝王的时代。另一方面，龙被大量描绘在墓室、壁画、石刻上，载负主人升天而去。事实证明，这一观念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已经深入人心并运用到墓葬蚌塑民俗艺术中了。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黄帝骑龙升天”神话被后来的道徒改造之后，就成了学仙成道的道教学说的传声载体了。西水坡龙的被发掘，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文化现象，因为那时还没有原始道教出现。

　　(七)关于濮阳西水坡墓葬中骑龙者的身份问题。

　　骑龙者是否就是黄帝?首先，墓葬中所表现的神灵崇拜，应是当时(或更早些)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德高望重的部族领袖人物的“神”，或“半神半人”的神话英雄，而不可能是一般人物(如全国不少汉画像石中的墓葬雕刻艺术中的伏羲、女娲等图像的选用，就是如此)。其次，作为原人的一种观念、信仰，最具有权威作用、最能影响社会的，也必须是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包括传说人物)。第三，在我国古代文献和口头神话传说中，保存最早的记述，也只有《黄帝骑龙升天》。这种原始宗教信仰崇拜之所以被后世传颂和被道教徒改造，以便为原始道教(“黄老道”)教主树碑立传，就因为原来民间已有的这个神话早已家喻户晓。只有这样，才能为当时死者的灵魂找到归宿。因此，西水坡墓葬中的蚌塑龙图像里的骑龙者，也很可能就是黄帝神话在民俗文化中的运用。因为当时这里曾是黄帝部落联盟成员聚居、活动的地方，还可能是类似后世王陵神道的一种祭祀活动留下的遗迹。该墓主生前有极大可能是当时已出现的父系氏族部落的首领。在爱德华·泰勒关于原始人的宗教体制的详细记述中有“主宰一切神在精灵界出现”，“总带有像人类部落的首领那样的特定性格”的观点”，对理解这里骑龙者的身份很有启发作用。这个骑龙者也不排除就是墓主，它表明，死者的近亲、后人盼望他能骑龙早升天界，超度亡灵。

　　(八)濮阳西水坡墓葬蚌塑龙，究竟和后来人们关于龙的观念有什么关系?

　　以往，许多研究者对龙的形象的形成、变化，都认为有个漫长的过程。而最早龙的形象，人们多从甲骨文、青铜祭器、日用器皿的纹饰、装饰品、雕刻、绘画等造型艺术中去寻找龙形象的发展脉络。现代人所认识的龙的形象，是到汉代或南北朝时期才定型的。西水坡发掘的蚌塑龙的形象，已经和后来所认定的龙的形象的时间相距几千年之久。如何理解这个存在着严重矛盾的奇特文化现象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西水坡墓葬龙，已经接近汉代所流行的龙的形象，这是事实，无法否认。第二，商周以后，研究龙多从甲骨文字、青铜器皿、陶器、石刻的图案刻画上寻找龙形象的资料，这本身就有很大局限。文字不论如何象形，器皿、祭器上的花边、图案纹饰的几何形状，必须适应文字的构造、花边图案等特点的要求，并改变、简化，用极度简约或象征性的手法，来实现其艺术二度创造的目的，这样便不能不改变传说中龙的原来形象的特征，不论怎样细致，至少胜似再现龙的复杂形象，直到晚期的石刻、绘画等艺术中，才恢复了龙的生动形象。

　　总之，不同艺术品类之间和不同时期的观念，经常发生变化，也是正常现象。不过，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丧葬民俗中视觉艺术的造型是神圣的，龙的形象的运用，尤其如此，它不允许用象征、写意、甚至夸张的手法去塑造龙的形象，而多通过写实手法来表现原人的观念、信仰。至于其他非视觉类型的艺术，则不受龙的形象的限制。当然，这种看法也不能绝对化，要看具体民俗事象的情况而定。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原龙神话对远古和后来传统文化(特别是大量民俗文化)产生过多么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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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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