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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端午节习俗传承的包容性源于文化自信
端午节习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时代因素、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点，这种包容性体现了端午节的文化自信。
宋代文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桅艾争香，角黍金色，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14](P21～22)宋代刘克庄的《贺新郎·端午》提到龙舟竞渡，“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又说是蛟馋龙怒”[15](P103)。清朝道光年间《建德县志》云:“端午，裹角黍，小儿女簪茧虎于鬓，执蒲剑、艾人以嬉。”
笔者注意到端午节中出现的“角黍”，与大多数人端午节吃的粽子是一回事，但是，其流传却在不同的区域。
西晋周处在《风土记》中写道:“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16](P146)在这里角黍是五月五日和夏至的食品，“一名粽”“一名角黍”，那么，角黍和粽是一回事吗？
东晋的范汪在《祠制》有明确记载：“仲夏荐角黍”，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夏至时节，用角黍祭祀祖先，成为当时很重要的风俗。角黍是以黍为核心做成角的形状，作为祭祀用品，角黍的黍和角均具有象征性意义。山西、河北、东北、甘肃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炭化的黍粒和黍穗。文字中最早记录的“黍”出现在甲骨、卜辞中。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不少篇章和诗句歌颂“丰年多黍”。黍是先民食用的粮食，人们在生活上对黍产生依赖，对包括黍在内的农作物产生信仰性的崇拜，出现了每年的祭黍仪式，祈求来年农作物丰收。《礼记·月令》记载：“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诗经·小雅·甫田》记载：“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这些记载说明黍在上古时期是用以祭祀祖先和社神的祭品。黍成为祭祀祖先的祭品，也是民众的生活食品，将黍做成角状，与人们视角状为神圣有关。今天，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以角黍作为祭祀品。
端午吃粽子的来历与端午节祭祀屈原有关，从目前笔者查阅的史料来看，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南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7](P1008)这段记录包含了吴均的人文情怀，包含了吴均对于屈原人格和爱国精神的崇敬。文中记录“筒粽”投入江中被蛟龙窃食。用竹筒贮米炊饭为江南民众春游时或宴席上的食用方法，这与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以新竹为筒粽”的记载相同。吴均记录的以竹筒贮米投江祭屈原的细节，来自当时南梁人的现实生活。我国古代东南地区常常将贮有稻米的筒粽投入江中祭祀蛟龙，与北方周人用角黍祭祀祖先和社神的风俗十分相似。
至于端午节中祭祀所用的“角黍”或者“筒粽”，《荆楚岁时记》记载“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意味着南北朝时，人们已将北方的角黍和南方的筒粽统称为“粽”。
端午节习俗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包容性与民众生活交流密切相关，端午节习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生活、文化的交流，因为交流，文化在流动；因为交流，文化在发展，在创新；因为交流，文化的普适性和个性更为明显。比如，四川凉山会理县端午节习俗既有荆楚之风，又极具地方特色。在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区，端午节并非仅仅是五月初五，而是包含了农历五月十五，这两个时日民间称之为“小端午”与“大端午”。宋朝庄季裕在《鸡肋编》就有明确的记载:“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18](P20)这种传统在会理人的端午节习俗中得到传承，会理人今天还过小端午和大端午。从会理的人口迁移历史来看，这里的人许多是从湖北、湖南迁徙过去的。《会理县志》记载：“仁宗嘉庆初年(1796年)，贵州因天灾发生饥荒，人民百十为群，流入会理定居，数年间新增户约八九千户；继而入境采办矿产者日盛。经陆续清查报部，共有汉户20178户，144832人，其中男87299，女57533。”[19](P17)从县志提供的数据看，会理县在“仁宗嘉庆初年”，全县2万余户，就有八九千户是新增的居民。会理人端阳药膳晚宴后“游百病”习俗，在四川、陕西、贵州等地有较大的影响力，显然，端午节“游百病”源于日常生活传统，也源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
端午节成为民族之间交往的传统，是基于生活的需要。比如，彝族都阳节“流行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及金沙江沿岸等地。时间在农历五月初五日。传说古时有一年，天气炎热，彝族寨子里病疫流行，人们惊恐万分。江边的汉族兄弟听说后就把端午节采的菖蒲、艾叶和雄黄送上山，用药给老人洗疮，用雄黄酒给阿依(泛指女性)擦身，不几天，人们的病全好了。后来，彝族人备了厚礼下山感谢汉族兄弟。汉族人告诉他们说，端午节的草药能治百病，还能避邪。从此，彝族也过起了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又叫端阳节，彝语把‘端’念成了‘都’，所以将端阳节叫做‘都阳节’。节日这天，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上菖蒲和艾叶，孩子们要用雄黄酒擦脸，青年男女还要包好粽子，带上酒和坨坨肉，到风光秀丽的山间草坪，进行摔跤、跑马、斗牛、斗羊、跳舞等娱乐活动。”[20](P123)
从上面所讲彝族都阳节的来历来看，其实就是流传在汉地的端午节，彝族与汉族民众因为生活结成兄弟般的情谊，显示了基于端午节传统的彝族与汉族民众的生活往来、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生活往来，成为我们理解端午节传统的重要方法，为端午节本源性传统带来多样性的包容、发展。诚如法国学者谢弗勒所说：“比较学家势必要和其他文化发生关系；由于他亲自从内心深处去体验和经历这些文化，这样也许能够保证他会拥有理解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相对性的禀赋。”[21](P179)
五、结语
避疫祈福和人伦道德是端午节的两大主题。人伦道德主题以历史人物为核心，以这些历史人物解释端午节习俗的来历，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时代，在他们身上包含了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例如，伍子胥是吴国忠臣，因遭奸人诬陷自杀身亡，吴越人民因此纪念他；越王勾践为了建立国家，不顾羞辱，卧薪尝胆，张扬了崇高的国家至上的精神；介子推以忠义孝顺的精神品格光耀后世；屈原投江殉国成为爱国主义的典范。
端午节习俗传承是古老和现代的统一，时代与地域的交融。端午节习俗传承过程中现代性和传统性兼具，端午节习俗传承包含中国人对文化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包含了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文化自信力。
在全球化时代，端午节作为优秀传统需要弘扬，需要突出端午节习俗传统的价值和文化特色，要以端午节仪式为载体，在继承端午节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挖掘、彰显端午节蕴含的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端午节习俗传承与时俱进，传续不绝，在今天重新唤醒中华文化自信的时刻，端午节习俗具有跨越时代、族际、地域的穿透力量，这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源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源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
(本文发表于《长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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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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