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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烙印与赋形
以上对初始叙事的讨论不无丑化之嫌，但就像哈哈镜能放大照镜者的外形特点一样，人类学这面镜子也有助于我们看清楚讲故事行为的本来面目。所有的生命都有与生俱来的生存与繁衍冲动，为此不惜与同类及其他物种展开不择手段的竞争，我们不能用后来的美学与伦理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祖先。达尔文说“人从一个半开化状态中崭露头角原是比较晚近的事”，尽管人类后来拥有了“上帝般的智慧”与“一切华贵的品质”，“在他的躯干上面仍然保留着他出身于寒微的永不磨灭的烙印”。本文认为，“永不磨灭的烙印”不只见于人类的躯干，人类的讲故事行为上也留有这样的印痕：不管叙事媒介与形态如何与时俱进，其本质、功能与目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就像人类的进食行为一样——今人的饮食不知要比前人丰富和精巧多少，但今人享用美食佳肴和前人茹毛饮血在本质上都是为了摄取能量。
仍须重申的是，前面讨论的结盟与排外实为一块硬币的两面：结盟是冠冕堂皇的拉帮结伙，而拉帮结伙又势必把某些人排除在外，不过没有这些行为便不能形成群体，人类历史上令人遗憾地充满了这类无法用美好词语来形容的行为。即便是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一些叙事门类中仍然可见八卦之类行为的蛛丝马迹，它们既是“永不磨灭的烙印”，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相关叙事门类的形态，此即《文心雕龙·丽辞》中所说的“赋形”。让我们先从文艺领域的叙事门类谈起。前面对唐传奇的讨论已涉及口头讲述对笔头叙事的影响，这里要补充的是，唐传奇中一些作品当初就是形诸文字的八卦，带有明显的攻击诽谤意图，只不过这种意图随着时过境迁而被淡化悬置，后世读者更多是从艺术而非政治角度消费这些作品。其中最典型者当属《补江总白猿传》，明人胡应麟指出：“《白猿传》，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询状颇瘦削类猿猱，故当时无名子造言以谤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此发出感叹：“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唐朝朋党之争异常激烈，小说因此沦为政治集团相互诋毁的工具，《周秦行纪》《牛羊日历》与《上清传》等皆有构陷政敌的嫌疑。后世小说中直接服务于党同伐异的已不多见，但许多作者在讲故事时仍不免掺杂自己的爱恨情仇，借题发挥的影射讽谕可以说俯拾皆是。《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似已作过重大修改（从存世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回目可知），但现在的版本中仍有对家族中秽乱行为的种种讥刺；第七回焦大所骂的“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以及第六十六回中柳湘莲所说的“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都显示作者挥笔时耳畔不时响起少年时代与闻的一些闲言碎语。
《红楼梦》与八卦有关的不止上述内容，故事中许多人物的表现可以说都在为海德格尔的闲言理论作证。就叙事模式而言，熟读该书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每当讲述到错综复杂之处时，作者总会安排一个“多言”人物出来指点迷津，这种人物本身在故事世界中无足轻重，其功能主要在于用絮絮叨叨的话语来为渐入佳境的读者提供阅读导引。如果没有第二回冷子兴（周瑞家的女婿）那番提纲挈领的“演说荣国府”，读者难以迅速进入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戏；如果没有第四回门子（葫芦庙小沙弥）就护官符一事所发的滔滔宏论，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核心的金陵政治版图不会呈现得如此清晰；如果没有第六十五回兴儿（贾琏小厮）将“荣府之事备细告诉”尤氏母女，我们也无从全面把握主要人物的关系格局以及他们在下人眼中的地位与印象等。人物除了“多言”外也会“失言”，“失言”即不小心或假装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话，这种情况常被用来推动和触发事件。第三十三回贾环在盛怒的贾政面前说出金钏儿跳井一事，令自己的哥哥挨了结结实实一顿毒打；第六十六回贾宝玉在柳湘莲面前脱口说出自己曾在尤氏姐妹处“混了一个月”，导致尤三姐在来退婚的柳湘莲面前挥剑自刎；第九十六回傻大姐没心没肺地说出“宝二爷娶宝姑娘”一事，这个“如同一个疾雷”般的消息让林黛玉遭受到致命的一击。
需要说明的是，同为八卦，“多言”与“失言”之间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冷子兴、小沙弥与兴儿属于原发性话痨，他们不能自控的多嘴多舌纯粹出于叙事的需要，这些提供情报的“信息员”在完成了作者赋予的任务之后，便已失去了在故事进程中继续存在的意义，所以作者会让贾雨村找个由头将小沙弥“远远的充发了”，冷子兴和兴儿在后来的故事中也是泯然众人。不仅如此，大大咧咧的“失言”与工于心计的“失言”之间的距离也不可以道里计：贾环为了创造出在严父面前进乃兄谗言的机会，故意带着几个小厮在贾政目光所及处“一阵乱跑”，由此引出贾政“你跑什么”的喝问，这样他才能貌似“失言”地说出金钏儿跳井是因为宝玉“强奸不遂”；相形之下，贾宝玉关于尤氏姐妹那番话真是有口无心，公子哥儿的天性使其喜欢在人前卖弄自己的风流经历，如果不是柳湘莲反应激烈，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话已然造成了严重伤害；而傻大姐则是因智商太低而察觉不到自己的“失言”，同样发现不了自己“失言”及其杀伤力的还有潇湘馆的丫鬟们，她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躲在外屋的议论竟然会被里屋的林黛玉听见。
《红楼梦》只是我们用来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许多中外叙事作品都是用闲言来架构全篇。就像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开启了《红楼梦》的故事之门一样，《西游记》第九回渔翁与樵夫之间的斗嘴也是故事演进中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由这场斗嘴引发的冲突到后来越演越烈，卷入的人物越来越多，涉及的时空范围也越来越大。西方叙事经典中也有不少是以闲言碎语为开端：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顾名思义是以“罪”（杀人）与“罚”（杀人的道德代价）为主题，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萌发杀人的念头，缘于他在小酒馆中听见别人八卦这个话题。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写的是“傲慢”与“偏见”之间的冲突，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之所以对“傲慢”的男主人公达西持有“偏见”，也是因为故事开始时她偷听到达西在人前嚼自己的舌根。以日常生活为题的小说常被人说成是写“茶杯里的风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此类风暴十有八九与八卦有关，欧洲现代小说尤其是女性作家笔下多有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金瓶梅》通篇也是唾沫横飞，书中人物天生就懂得以流言蜚语为闺阁之中折冲樽俎的利器，但其性格也因此而发生扭曲和变形。
叙事与八卦的这种联系，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后世故事的讲述会显得那么冗长。就像灵长类动物长时间的相互梳毛一样，八卦及其变形只有喋喋不休反复进行，才能刺激人体内安多芬的持续分泌。语言学界对这种现象用redundancy一词做出形容，该词在大陆通译为“冗余”，但“冗余”让人联想到“多余”，而港台的译法“备援”可谓得其精髓：信息发送一方之所以不断提供重复累赘的话语，为的是确保自己的意思不被对方误解。这种情况就像寄信时写上收信人的邮编、地址和姓名就已足够，但为了预防万一，人们还是要加上楼栋与电话号码等辅助信息，它们的功能皆为“以备驰援”。冗长不一定都招人厌烦，如果说梳毛动作非要反复进行才能让梳毛对象觉得舒服，那么文学艺术中的复沓（当然不是拖沓）也能产生类似效果，陶渊明的《闲情赋》一口气表达了自己对所爱者的多个愿望（“愿在衣而为领”“愿在裳而为带”等），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激流》亦用同样的句式作了反复述说（“我愿意是激流”“我愿意是荒林”等），它们给人的感觉皆为浪漫而非累赘。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戏目中，接二连三的比拟和不厌其烦的诉说也能有效地刺激安多芬分泌，民间至今流行的京剧《四郎探母·坐宫》和黄梅戏《小辞店·来来来》的唱词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文艺之外，历史和新闻领域的叙事也与八卦脱不了干系。《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之说，实际上我们的史书也有许多内容出于“稗官”和“街谈巷语”。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说《史记》“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司马迁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亦承认自己“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史记·魏公子列传》最后的“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之语，正是太史公搜罗“异闻”与“旧闻”的具体写照。由此不难揣测，《史记·高祖本纪》开篇讲述的刘媪“梦与神遇”“遂产高祖”的故事，其来源只能是君权神授者的梦呓。不过《史记》的记叙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虽然它被一些人看作“谤书”，但真正的“谤书”应为先秦时代的《竹书纪年》，其中的“舜囚尧”和“伊尹放太甲”等记叙完全颠覆了舜和伊尹的正面形象——舜被说成是迫不及待的抢班夺权者，伊尹则是发动宫廷政变的阴谋家和伪君子。由此可见历史叙事也难以避免口水成分，再伟大的人物也免不了被别人说闲话。
史官文化发达为古代中国一大特色，新闻传播先行则是英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彼得·阿克罗伊德说“新闻的本质是咬耳根或谣传所得的信息”，“这座城市（按指伦敦）是丑闻、诽谤、捕风捉影的中心。市民爱散布谣言，背后说坏话。16世纪有传单、宣传册、大幅招贴，专门散播当时的煽动性事件。街头小贩则确保挨家挨户送去这些新闻”。16世纪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英国人对八卦新闻的热情仍未减退。邓巴对目前“面向高端人群的《泰晤士报》和面向大众的英国通俗小报《太阳报》”的版面分布作了具体分析，前者“43%都是有趣的故事（包括采访、越发低俗的新故事等等）”，后者“78%的内容都是人们感兴趣的故事，其唯一目的就是让读者能够窥探他人的私生活”，“两份报纸用来刊登‘八卦新闻’的实际版面几乎一致，分别是833和850栏英寸。”性格拘谨的英国人对八卦新闻情有独钟，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第四种权力”的舆论监督作用不可或缺，即便有些报道在抖搂丑闻时不免过火或失实，仍能让涉事官员、贵族及名人等有所忌惮。《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的一段对话，对今天的英国政治来说仍有其现实针对性——剧中波洛涅斯问哈姆莱特“您在读些什么”，哈姆莱特回答说“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波洛涅斯接着追问“您读的书里讲到些什么事”，哈姆莱特回答说“一派诽谤”。这一回答告诉我们，莎士比亚对叙事的本源和本质早有深刻的洞察。
最后要说的是，拜传媒变革之赐，人类讲故事的形式和手段较之过去已进步太多，但就维系群体的作用而言，一些用高科技武装的现代叙事不一定比得上过去篝火边的夜话。邓巴说人类虽然发明了“最为神奇的”语言，拥有了“最了不起的计算机器，最能言善辩的交流系统”，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常感‘无以言表’”，因为“语言本身不能维系群体。冰冷的言语逻辑需靠更深层次、更动情的东西来温暖。为此我们需要音乐与身体接触”：
一种关系形成之初，语言是极好的铺垫工具，可让人了解心仪的对象或合作伙伴。但随着关系深入发展，我们抛弃语言回归古老的仪式，互相接触和直接互动。在生命的关键时刻，从灵长类祖先遗传而来的梳毛，重新成为维系感情的方式。因为身体接触的触动和抚慰效果为语言所无法企及。简单的抚摸轻触刺激产生内源性鸦片物质，这是语言所不及之处。
引文道出语言本身只是冰冷的工具，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维系方式不可取代。抱团取暖需要真正的相互靠拢，我们今天虽已进入“地球村”时代，但网络上虚拟的接触终究还是镜花水月，没有能感觉到对方呼吸与体温的互动往来，产生不了填补情感空虚的“内源性鸦片物质”，我们中国人于此最有体会。邓巴将音乐和身体接触相提并论，笔者理解是听觉与触觉最为接近，去过大型演唱会热火朝天现场的人，可能都会有某种“听触一体”的震撼体验，类似效果也见于史诗演唱传统保留较好的民族地区。本文对梳毛、八卦、夜话和语音的讨论，旨在阐发叙事交流对人类群居生活的意义。国内叙事学在西方影响下偏于形式论，一些人甚至把研究对象当成解剖桌上冰冷的尸体，然而叙事本身是有温度的，为此我们需要回到人类祖先相互梳毛的现场，听取人类学家对早期讲故事行为的种种解释，从而深刻认识到叙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抱团取暖的行为。万变不离其宗，人类许多行为都和群体维系有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有牢牢地把握住这种关联，我们今天的研究才不会迷失方向。
（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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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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