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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谱系学理论及其学术史贡献
任何理论方法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对既有理论的反思之上。民俗谱系学从产生到形成，折射了田兆元先生对传统民俗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他总结了传统民俗志方法的两种类型：“一是对于一个村落、一个特定社区的民俗事项的整体描述和分析，二是对于某一专题问题的田野与分析。这些研究相对来说都是孤立的、缺乏联系的研究。”[3]相对而言，神话原型学说、故事类型学说则是民俗整体研究方面的代表理论，它们为民俗的谱系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近二十年的研究实践中，田兆元先生以历史原点、神话谱系和文化建构作为其方法论的三重逻辑，逐步形成了民俗谱系学理论。
民俗谱系学理论有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民俗文化的整体性、联系性观念。民俗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在结构，是包含物质、制度、行为和信仰等元素的整体，这些民俗元素彼此关联。民俗的谱系也就成为相互关联的集体行为，它关注人类的某些共性，表达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民俗传统。二是民俗文化的互动性观念。民俗生活具有广泛的现实联系与深刻互动，族群内部的民俗机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就是民俗之间相互支撑、彼此互动的结果，族群内部的协调合作可以确保民俗互动机制的实现，多种民俗形态相互表征与互为渗透，也可以说，“没有互动就没有谱系，互动是谱系的存在形式”[6]。正是民俗文化的这种互动规律，完成了民俗谱系的建构。民俗事象之间的互动揭示出谱系的内在逻辑，担当着民俗整体的系列化功能。从民俗文化的联系与互动出发，田兆元先生全面阐述了民俗谱系学的四个理论内涵，它们既是结构性的谱系类型，也是从四个维度描写的民俗谱系基因。
(一)具有共同习俗与文化价值观的族群谱系
这个维度是民俗的人的维度，从主体的立场，讨论民俗谱系的首要内涵：“民俗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文化问题，没有人就没有民俗，但是民俗是共同体的产物，不是个人的产物，所以这个人的概念不是个体概念，而是族群概念。过去在讨论族群发生的时候，强调了其相处过程中共同的民俗传统，认为神话信仰、风俗习惯是族群构成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族群的文化有其传承性，但也有断裂、重组、再造、回归的一面。所以，民俗的谱系是族群民俗生活的延续与联系，也包括民俗生活的改变与再造，族群关系是民俗谱系的第一抓手。”[6]田兆元先生对人的总体性思考，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个体立场，从关注民俗的整体性价值，到考察民俗传承的族群性特征，回应了族群谱系在民俗文化传统中的首要地位，尤其对民俗生活的改变与再造过程中族群功能的发掘，为民俗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
同时，民俗变迁常常以主体的流动性呈现，反过来，民俗主体的流动也引发了民俗形态的变迁。“流动是民俗谱系扩展的方式，也是民俗谱系消减的形式。当然这也包括变形并成为谱系的支系构成。这其间会包含新的族群加入、增长，一方面族群的民俗在流动中扩展，一方面也有族群的民俗在流动中消失，而加入另外的谱系。”[6]从文化变迁理论着眼，民俗谱系的族群维度以流动为总特征，流动的族群与变化的民俗互为影响，族群因为流动而形成民俗文化的支系扩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和消减着民俗的内部结构。而变化的民俗又导致原有主体的新生、分化和消长，进一步形成新的民俗主体。这样，互为影响的族群与民俗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延续了民俗谱系，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支系。
(二)民俗生成与传播的空间谱系
空间维度的民俗分布与形态关系，是民俗谱系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包括地理、人文的空间元素及其物化形态。由于民俗总是在特定环境下呈现出来，这些环境又以具体的空间形态为表象，因此，民俗文化的空间谱系内涵非常丰富。“同一地理空间是特定民俗发生、形成谱系的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较量，都会构成民俗的空间谱系形态。”[6]田兆元先生将空间结构与物质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内容融于一体，显示出开放而广远的理论视野。自先秦《诗经》“国风”以降，地域性品格被确认为民俗的第一品格。实质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品格，正是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品格，也是它融地理与人文于一体的空间谱系特征。我们通过爬梳历史，以地理空间为线索，寻找民俗文化的分布与演进、变化轨迹，从而建立起民俗文化的空间谱系结构。
民俗文化空间也处在变化之中，一方面因为民俗主体在不断地变换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也因为民俗功能的转型而引起空间格局的变化。更有时代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新空间，等等，我们需要综合分析民俗文化空间的谱系问题。田兆元先生认为，“城市化、现代企业、现代机构，支离了原有的空间统一性，地理因素变得难以描述地理的民俗形态了。比如，现代商业住宅的非联系性的邻里关系，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情态，民俗认同何在？移民造成民俗的空间流动，但是空间因为各种问题造成民俗的关系加强与削弱。”[6]这种新空间的民俗建构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当代学术的重要命题，折射出民俗空间谱系的巨大价值。
(三)历史维度的民俗文化生成的时间谱系
民俗文化内在地包含有历史维度的内容，它在历史中适应民俗主体的实际需要，在历史流变中调整民俗形态，在历史事件中强化民俗记忆与民俗功能。一定意义上，历史维度的民俗文化总体就是民俗文化的时间谱系。因为它是“考察民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的结构形式。这些来龙去脉本来是学术问题，但也是民俗当下形态的重要依据，更是文化建构、文化产业开发等必须回应的重要问题。”[6]民俗浸润在时间中得以高度结构化和模式化，时间之流建构了丰富充实的民俗谱系。
另一方面，非遗保护与开发的文化中国，民俗在当下呈现出一定的资源化倾向，时间的先后便成为文化资源争夺的焦点问题。所以，时间谱系又不是简单的时间所能够概括的，它是有矢量的文化历史，增之则灵动丰盈，减之则空洞无物。
(四)修辞学和叙事学维度的民俗自身的形式谱系
民俗现象终究是生活现象，是生活世界的形式表达。关注和研究民俗文化的形式问题，成为民俗谱系学的重要问题。田兆元先生将民俗的结构形式分为民俗的核心形式、延展形式和变异形式，与历史维度的时间谱系互动相连；又从叙事维度将其分为语言形式、行为形式和景观形式以及新兴的媒体形式，对应为语言叙事、行为叙事、景观叙事以及媒体叙事，它们构成通常意义的民俗现象。民俗就其功能形式结构而言，又包括政治民俗、经济民俗、文艺民俗、信仰民俗和人生民俗等。同时，“那些故事类型、神话母题、民俗要素的研究，也是民俗自身形式的研究。”[6]对于民俗自身的形式谱系的细致研究，系统认识，全面阐释，成为民俗学学科不断走向完善的重要前提。
民俗谱系学的四维结构，也存在共同的跨境跨文化的边际谱系问题。民俗的族群谱系在民俗传播之时形成跨境形象，民俗的空间谱系延展造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跨越，而历史因素产生的时间谱系有更深沉的不同文化传统的民俗关系，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大量相似的民俗形态，则多有民俗的形式谱系渊源关系，民俗的核心功能是认同，表现形式是叙事。而这些都对现代国家带来复杂的影响，如果积极地研究跨境跨文化的民俗谱系，将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
中国民俗学正在进入自主发展的新时代。民俗谱系学理论的形成，正是中国民俗学新时代的理论先声。20世纪90年代，问学历史专业的田兆元先生关注到中国历史与中国神话的深刻联系，全面梳理中华民族神话系统，第一次尝试进行谱系学研究，较早提出了方法论意义的“谱系”概念。十年之后，在总结闻一多神话研究的学术成就时，田兆元洞见了“谱系学方法论”的独特魅力。近五年，结合非遗保护和民俗文化实践的大量调研，田兆元又集中完成了中华龙舟文化的琉球传播谱系、端午舟船谱系、东海海岛信仰谱系、楚文化空间谱系和中国寒食―清明节祭祀谱系等多项民俗谱系学个案研究，深刻反思传统民俗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族群谱系、时间谱系、空间谱系、形式谱系的“民俗谱系四维说”，从而创立了基于历史原点、神话谱系和民俗文化建构三重逻辑的“民俗谱系学理论”。因此，民俗的谱系学说对于我们认识民俗事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形态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谱系性研究是世界文化整体性认识日渐重要的结果，而图谱化研究同样是因为认识世界的便捷与有效的结果。谱系学说从结构上看，是整体性与多元性的视角；从功能上看，是互动性与认同性的视角。文化遗产的谱系观，将深化对于民俗传统的研究。
历二十余年探索发展形成的民俗谱系学理论，对于中国民俗学自主创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与互动以及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都有着良好的学术阐释能力，为中国民俗学作出了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本文发表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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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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