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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下宗族建构实践中对于历史记忆的选择与运用
近20年来，窎桥王氏中的宗族精英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宗族的构建，无论是家谱续修、祖先祭祀的时机选择，还是文集出版、祠堂修复的协调运作，既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背景的把握，也体现出他们不畏困境的艰辛努力。通过宗族内部定期与不定期的联结活动，形成了各地族众之间、尤其是王氏宗族精英之间的文化互动。总之，种种宗族实践行为，其目的无外乎是对内凝聚宗族力量，对外展示家族实力。
(一)家谱续修
续修家谱是窎桥王氏建构宗族的首选方式。古云：“国家有史，州县有志，家族有谱。”家谱是宗族历世传衍的存在证明之一，一部家谱就是一个宗族的发展史与生命史。窎桥初版《王氏世谱》由九世祖王橘肇修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前后历经十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始成，之后历世族人又对其进行了多达9次的增补续修，一直持续到民国六年(1917)。事实上，自初次家谱编修之时，王氏宗族已由盛趋衰，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第二次修谱之时，宗族衰败之境就已然尽显。十世祖王居正在所作谱序后半部分，不惜动用大量文墨感叹家族衰落之态：
夫世之所谓望族者，岂不以世有贤达之人以承先德而佑启后昆乎？慨自我司农伯祖天启乙丑联捷后，逮今丙子已，历七十有二年，族中无继登科甲者，即乡荐之士仅仅四人而已，子姓中微，家声不振，何以称诗书礼义之家也！或者盛极而衰，运数固有然乎？(6)
可见，窎桥王氏自八世祖王鳌永进士及第之后，70余年间科举出仕者直线锐减。不过，纵然窎桥王氏宗族的衰败态势无法阻挡，但这却丝毫不妨碍其成为淄邑历史上家谱编修最为频繁的宗族之一，此后大约每隔30年即会续修一次。在先辈科举荣光无法世代延续的背景之下，窎桥王氏只能通过周期性的合族活动彰显其过往的辉煌，进而稳固其于村落社会中的威望与地位。事实上，进入新时期的窎桥王氏宗族更是如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文化热”的兴起，在近代国家对地方宗族进行持续“封建糟粕”的指认过程中渐趋消亡的家谱续修等宗族活动又重新焕发出生机，中国乡土社会又一次兴起了大规模的家谱续修活动。这一兴盛现象首先出现于南方地区，随后扩展到北方区域。窎桥王氏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组织《王氏世谱》的续编工作，且为罗村镇当地最早组织家谱续修的宗族之一。与历史不尽相同的是，此时的王氏宗族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更趋式微，除了族众人口仍居村落之最以外，王姓与村落其他姓氏之间几无差异。但是以王克贵为首的窎桥王氏宗族精英们却积极协调与外村同宗的联结事宜，广征各地族人入谱，他们一方面本着寻根溯源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则将家谱编修视为重显宗族实力的良好契机。
新时期窎桥王氏的第一次家谱续谱历时近两年，最终于2000年秋天集结完成，分上下两册刊印，并于2001年春天分发各地族众。本次续谱共有两万余族众收录入世谱且发掘了众多家族故事与传说。同时，由于跨区域的宣传程度较为有限，王氏入谱族众主要集中在以大窎桥村为中心的淄博地区，但即便如此仍旧有65个村落归入世谱，成为淄邑当时规模较大的宗族社区动员之一。此后，陆续又有众多外迁王氏族众前来认祖归宗，基于此种情况，《王氏世谱》又在2004年、2006年及2008年分别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支谱续修活动。一直到2012年第12次家谱编修完成之际，窎桥王氏宗族入谱村落已达近百个。
王氏修谱过程之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其中最大难题在于经费的严重不足。家谱续修实需要耗费相当的人力和物力(7)，据民国版《王氏世谱》附录康熙三十三年、三十五年王氏购置祭田始末的文章所载，历史上王氏宗族曾拥有多达近200亩的祭田用地，无论是家谱续修，还是岁时祭祀，宗族完全能够凭借祭田产出实现收支平衡。而当下的王氏宗族更像是象征性的组织群体，根本没有任何可供利用的营收实体。所以为了尽快筹集修谱所需资金，修谱委员会成员只能带头发动族众募捐，结果收效甚微，经费依旧十分紧张。为此，谱委会迫不得已决定对所有入谱族众每人收取5元入谱费，而一些对家族观念认识不足的族众则主动放弃了入谱权，最终造成所录宗族谱单并不完整的情况发生。(8)直到第12次家谱编修之际，修谱经费通过精英族众募捐才得以全面解决。王氏宗族的家谱续修行为，对村落其他姓氏产生了积极引领作用，比如李氏紧随王氏之后于2001年完成家谱编修，并且同样收取5元的宗族入谱费；董氏宗族则几经酝酿在参考王氏家谱编修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核心宗族精英的募捐方式于2013年顺利完成族谱编纂。
(二)祖先祭祀
恢复宗族祭祀则是窎桥王氏新时期建构宗族的第二种积极尝试。旧时，王氏宗族一直保留有春秋两次祭祀祖先的传统，康熙三十三年(1694)由九世祖王橘撰写的《北茔祭田积贮公所碑记》一文附录记载有王氏祭祖时的祭宴事例：
祭仪：祭馔一筵，油簇五架，山果五碟，小菜五碟，馔十大碗，点心五碟，扁食五碗，荤素积饭五碗，祭酒三献，线香一束，赁拜席二十领。豕一重六十斤，羊一重二十斤，冥资十副。宴集席面二十棹，每棹小菜四碟，酒一黑瓶，每位荤素杂菜一大碗，点心两枚，米饭不拘，每棹支办费钱二百四十文。(9)
文中寥寥数语即将康熙年间王氏祭祖时的盛大场面展露无遗，祭食中油簇、山果、小菜、点心、酒、香等祭品应有尽有，并且还包括60斤的整猪以及20斤的整羊，这些都足以体现出当时王氏家族的显赫地位。同时，祭拜之后的宴席有20桌之多，按照每桌10人计算，整个祭拜人数应在200人左右。河东村80多岁的王氏后人王克彪至今仍能记起父辈对他提及的民国时期的祭祖情景：“民国二十七年之前，窎桥村每年都有祭祖活动，去了之后先到家庙登记，领上竹签，再统一去墓田祭祖，祭拜过后再拿着签领上馍馍和菜吃饭。”(10)可以确信的是民国时期的王氏祭祀规模相当庞大，据窎桥村王维长回忆：“祭祖就在公茔(老北茔)那边，能来三四百人。”(11)1938年日本人入侵淄邑之后地方社会动荡不安，祭祀活动被迫取消并就此中断。
2001年第11次族谱修缮完成之际，清明时节王氏宗族于窎桥村举办了盛大的世谱授予庆典，并借此机会恢复了间断近70年之久的祖先祭祀活动。来自淄川、张店以及桓台等地的40多支王氏支脉近200人参加了新时期的第一次家族祭祖活动。王克贵是族谱修编及祭祀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与领导者，祭祖当天通过他所撰写的祭文，可以看出王氏族人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岁月悠悠，时光流逝，沧桑巨变，时过境迁。今天，我列祖列宗的坟垅虽然已不复存在了，但我祖的宝地尚在，英灵长存。适我族第11次修谱之际，你的重重孙孙，再次跪倒在你们的脚下，叩首禀报：我王氏家谱的续修，是我王氏家族的重新组合，共同心愿。经合族一致努力，历时两年，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了这一大业，第11次修谱竣工了！让我们和先族同庆、同乐！(12)
通过此次祭祖活动，窎桥王氏不但向外界宣布卷帙浩繁的《王氏世谱》(上下册)历时两年修编完成，而且也借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宗族祭祀，并以此为开端将每年的祭祖活动常态化。同时，这次合族性的祭祀及庆典活动也是新时期王氏宗族力量的一次全面展示，它充分表明作为窎桥村中的最大族姓，王氏宗族完全有能力举全族之力完成世谱续修及祖先祭祀等活动。
由于年代久远，王氏北茔始祖坟冢早已荡然无存，自2001年恢复清明祭祀祖先之后，连续四年皆在窎桥村北的田垄之中临时摆放供桌进行祭拜。有鉴于此，王氏族人意识到应该确立一个有关宗族的固定场域，以此作为宗族的精神归宿，而且宗族集体记忆的存续也有赖于公共空间的承托。因此，重立始祖碑即被列入王氏宗族的议事日程。这一想法一经确立，很快就成立了以王氏核心族人王克贵为首的立碑筹备小组，成员包括其他王氏村落的代表族众近20人。各村落中的族人代表将树立始祖碑的意义广泛告知族众，并且捐资30元以上者即可上碑表彰，这极大刺激了一部分热衷于家族文化的族人参与其中，很快，2006年清明节王氏始祖碑即在窎桥村西的公共墓地之中树立起来。新立始祖碑正面上书：“山东淄川窎桥王氏宗族，始祖王公讳贵之墓碑”，碑阴载有立碑始末：
吾始祖王公讳贵，于明洪武初年自北直隶枣强县迁居淄川县丰泉乡杨家庄，今之大窎桥庄。耕读继世、忠厚传家、繁荣昌盛、人丁兴旺，已越六百多个春秋，人口达三万余众，分布在全国诸城市和海内外。人才辈出，有尚书、资政、翰林、知府、知县、将军、骑尉、进士、贡士、举人、文学、书画等上百余人，成为淄博名门望族。现在团结奋进、勇攀高峰，在祖国大家庭中积极工作，在各人岗位上为中华民族崛起再铸辉煌。
始祖原葬于窎桥庄北门外，老茔五世而上皆葬于此，六世后支庶殷繁徙里而居，遂别建茔域。本村又建东茔、西茔和南茔，后即依其居而定。因代远年湮，原茔不复存在，今应族众要求，另卜新阡，重立始祖碑碣于此，供后人瞻扫祭奠。
始祖碑文着重凸显了窎桥王氏为人丁兴盛、人才辈出的淄邑望族，而王氏族众也把树立起来的始祖碑当作宗族凝聚一体的表现，是当下三万多王氏族众精神归宿的实物所在。正如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3)。在王氏族人看来，始祖碑不仅仅是集体公认的物质客体，更是宗族精神的象征符号。此后，每年的祭祖活动皆在村西的始祖碑前定期举行。
(三)文集出版
窎桥王氏拥有厚重的宗族历史与文化，自1998年续修家谱以及2001年恢复宗族祭祀之后，王氏宗族精英于2003年开始聚焦于宗族历史文献的研究及出版。明清之际窎桥王氏诗文传家，先辈著述颇丰。但是，有碍于印刷技术及成本的限制，历代著作出版数量较少，且在经历社会各阶段的战乱、动荡之后，存世古籍更是少之又少，保存状况也大都欠佳。为了拓展王氏文化的影响范围，让更多族众全面了解家族文化，宗族精英悉心组织起家族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翻译工作。
一方面是对先辈古典文集的复版翻印。《王氏一家言》文集由十世阁学公王敷政肇修于乾隆癸亥年(1743)，后光绪丁丑年(1877)及民国七年(1918)续修两次。此书原本珍藏于家庙之中，鲜有人阅览，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十八世王维屏在民国版翻印序言中提及：“自明迄清上下数百年间，我先人或玉符分狭，或金门待漏，则章奏传焉。或同僚兰契而见诸赠答，讼庭花落而发为咏歌，则书札诗词著焉，此达而上者之手泽也，又或甘老林泉而闭户著书，放游山水而携囊觅句，则传记古歌诸体又出焉，此穷而下者之手泽也，故家言一书疏启、记传、诗词、歌赋无不备。”(14)《王氏一家言》所载自明宁波公王崇义始，至清梦白公王绍德止，上下跨度达300年之久，涵盖窎桥王氏文学显贵之士22人，汇集文稿16本28卷，其中只诗歌就多达2966首。新中国成立后此书在窎桥村几乎散佚无存，十八世王维郡所珍藏的民国石印版本(15)，费尽周折才经由其侄王克贵保存下来。
第11次续谱顺利完结之际，王氏族人随即组织了《王氏一家言》的翻印、出版工作，并于2003年完成。除此之外，1993年蒲泽校点版《乡园忆旧录》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201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又重新再版。作者王培荀为窎桥十五世祖，书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淄川乃至山东地区的传说、建筑、物产、人物掌故、地方史实等内容，是了解古代地方社会生活真实面貌的重要史料。
另一方面是王氏宗族研究期刊《王氏文化》的刊印出版。该内部期刊读本现已整理出版8期，是向内构建宗族历史记忆、向外展示王氏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王克贵曾回忆当初刊印《王氏文化》的初衷：
《王氏文化》是我在修家谱时产生的想法。家谱在明清时盛行，也发展到了高峰，一般是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大家族才有家谱，一般小家族是没有的，也修不起。谱书虽然文化底蕴深厚，但是多为文言文书写，农村人普遍文化程度很低，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家谱修完以后，为了能够让族众看懂家谱，于是2003年我就试着编了一本《王氏文化》。第一期主要是关于明清时期的官宦爵位、名臣故事等资料的汇集，当时大约耗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出版，初衷就是想让族人能够了解家族文化。(16)
从第二期开始，王克贵就广泛发动各地王氏宗族精英参与到期刊文章的撰写当中，同时社会各界针对窎桥王氏的研究文章也被转载其中，期刊栏目也不断丰富。纵观《王氏文化》可以发现，其内容大致可划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王氏宗族历史记忆的文章，包括作为地方科举望族的诸多王氏名人故事，如《祖孙父子世济其美》《王崇义刑部主正义》《蒲松龄与“窎桥王”》等；与其他淄邑望族之间的姻亲及来往，如《高王氏造就两望族》《淄邑巾帼第一人》等；王氏文人们的诗文节选，如《登黉山谒郑康祠次韵二首》(王崇义)、《游云高洞步念冬韵》(王樛)等。第二部分是关于时下宗族组织的各类集体活动的相关文章，主要涉及家谱续修及祭祖仪式等相关细节，如《补修世谱序》《祭祖小言》等。最后一部分则是有关家族文化的一些常识性科普知识，诸如科举制度、古代官职以及百家姓的知识介绍，如《明清官署官吏名称小常识》《新“百家姓”新鲜“出炉”》等。可以说，《王氏文化》期刊是展示宗族文化的一扇窗口，正是有了它的出版，族众关于宗族的历史记忆才不断充实起来。
从古到今，王氏族人一直都将家族文化视作遗产瑰宝，历史上窎桥王氏人才辈出，他们不但留下了众多的诗词歌赋，而且在淄博当地还流传着众多脍炙人口的有关窎桥王家的历史故事。《王氏世谱》中即有名人篇，通过王氏精英族人树立典范，激励后辈族众。《王氏一家言》更是被祭奉在家庙之中，成为族众精神文化的象征。而新时期由窎桥王氏文化整理小组创办的《王氏文化》期刊更是“在于挖掘、搜集、整理先人文化遗著，繁荣家族文化，扬先人芬芳，勉后辈上进”(17)。窎桥王氏通过宗族精英的力量积极运作出版了大量关于家族的著述及期刊文献，这在淄川乃至山东地区都极为少见。这不但是宗族依靠自身力量保存宗族文献的过程，而且通过此类宗族文献的出版刊印，王氏宗族文化不断地在村落社会中得以传播，有关宗族的历史记忆以及传说故事又重新被族人所熟识。这实则就是记忆传承和宗族建构的过程。
(四)祠堂重建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三种宗族建构方式之外，窎桥王氏还在一直努力寻求各方力量复建宗族祠堂。大窎桥村古时有六大祠堂，分为一个合族性质的大祠堂以及五个分支小祠堂。这些祠堂主要分布在现窎桥村中部以及偏东北区域之内，其中时下大窎桥村委会以及村卫生院驻地即是窎桥王氏过往最为重要的“中宪公祠”以及王鳌永家庙的旧址。其中，中宪公祠是窎桥村最早建设起来的祠堂，为合族大祠堂。窎桥《王氏世谱》附载有《中宪祖庙记》一文，详细记载了中宪公祠建立的始末。中宪公即窎桥王氏六世祖王崇义，其于明嘉靖戊戌考中进士，官至宁波太守，盛极一时，嘉靖庚申年(1560)卒，理丞公王晓为父立家庙于淄邑县城，后倾圮无存。教授公复立于窎桥村中，这一时期中宪公庙还只是作为支系家庙而存在，文中明确提及“五世孙仪世分内，而他支无与也”(18)。明末遭受毁坏，直到康熙时期，才有九世祖雪因公再一次复建，考虑到当时各世祖先庙宇皆已倾圮，遂迁众神主同入中宪公祠，各支子孙一同祭拜。至此，中宪公祠即成为合族性的大祠堂。2012年新修《王氏世谱》中记载：“中宪公家庙，占地官岔二亩二分。上有北瓦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另有各房舍若干。南北前后两院，中间复辟门一个。东南方靠大街朝南瓦仪门一座。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七日，被日本人一把火烧毁，历代皇帝颁封的圣旨，《王氏世谱》《王氏一家言》版本稿件等大量珍贵文物，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19)如今，村内80多岁的王姓老人大都对中宪公家庙记忆犹新，其占地两亩有余且为两进院的大型家庙——这在淄邑东北乡极为少见，历史上也只有窎桥王氏家族才有此能力设置体量这么大的家庙。中宪公祠大厅之上悬挂有“敦睦堂”的巨型牌匾，寓意“敦亲睦祖”，而后世也将“敦睦堂”三个字视作王氏家族的象征。
中宪公祠对过一路之隔即是窎桥十世祖司农公王鳌永的家庙，是主要供奉王崇义之子王眖一支的支系家庙。窎桥八世祖王鳌永死于清初招抚山东的叛乱当中，顺治帝感念其功，特赐谕葬，并且窎桥村也设立有祭拜他的家庙。该家庙应于清代咸丰年间建立，窎桥《王氏世谱》“续置中宪公庙地基数目价契”篇中记载王氏宗族于咸丰七年购得培恺宅基一座，其四至所载：“北至大街中心为界，西至道中心伙合巷，南至西截崔继孔墙北落板地东截墙南落板地为界。”纵观王氏家族历史上的六大家庙，只有司农公王鳌永家庙位于村落中心街以南。其文中还言及“思辉兄又自龙口迁赠通议公、司农公之主”。由此可知，司农公家庙应立于清代咸丰年间。
窎桥村东北区域以内分布有四座分支家庙祠堂，其中人们对于王培荀官宅东面的东家庙记忆尤为深刻。东家庙为宁波公王崇义季子王暏后人的家庙，约建于明朝末年。家庙大门朝南，据王克贵记述：“院内中央有北大厅三间，飞檐廊柱，峻拔矗立。庙内朱色几案，罗列其间，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神位，寒食十月一时，在北王林上完坟后，再到家庙祭拜，然后在家庙会餐。另外，庙内尚有南屋、东屋若干间，供用餐和存放家具用”，“庙前有古松两株，为三百八十余年之物。树身一楼多粗，树干十米开外，枝繁叶茂，直入云霄，遮天蔽日，致使庙内难见天日，阴森可怖”。(20)除此之外，庙内原有太湖石一块。海州人感念王载扬在任时的德治与清廉，遂将海州看花石赠予海州公并运至窎桥，后保存于东家庙之中。
其实早在1999年《王氏世谱》第11次续谱之初，王氏后人就在积极寻求祠堂重建，其实他们最早想复建的场域空间正是祠堂，而非后来的始祖碑。作为明清时期淄邑的世家大族，王氏在窎桥建有多处祠堂，至迟在“文革”前，村中仍旧保留有部分祠堂。第11次编修完成的《王氏世谱》中收录有通过后人回忆及参考史料绘就的窎桥家庙示意图，透过此图可见，古时王氏祠堂主要分布于村落的中部及东北区域内，合族最重要的主祠堂——中宪公家庙，即位于村落中心位置。(21)直到2016年，王氏族人看到了通过政府力量重建家族祠堂的可能。当时窎桥村开始着手申报传统古村落，村委会计划对村落历史古建进行修复与重建，前期规划书中明确言及：“王氏主祠堂及五支分祠堂位置可考，保护规划计划恢复其中一座，满足王氏宗族文化需求。”(22)而对于窎桥村集体及王氏宗族而言，恢复王氏家族祠堂可谓“互利共赢”，一方面村集体借助王氏宗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及祠堂建筑可以顺利实现传统古村落的申报工作，另一方面王氏族众也可以借此机会重新恢复作为合族精神象征的祠堂建筑。
由于王氏宗族祠堂的复建是占用村集体的土地资源，这一规划后来招致村落其他姓氏的不满，大窎桥村委会不得不在2018年春天召开了由40多人组成的村落代表大会，投票表决王氏祠堂的复建计划。在前期积极宣传动员之下，决议最终得以顺利通过。村委决定无偿提供土地以及设计方案支持王氏祠堂复建，但整个工程的所有费用开销则需王氏宗族承担。基于此种状况，窎桥王氏于2018年元旦在村委会召开了由周边各王氏后人村落代表参加的20多人的动员会议，会前起草了王氏祠堂复修倡议书，积极号召各地族众捐资助款支持家族祠堂建设，至2018年10月，王氏祠堂设计方案及选址初步确定。
由此可见，近20年来通过家谱续修、祖先祭祀、文集出版以及祠堂修复等活动，在村落政治舞台逐渐边缘化的王氏宗族却一步步重新确立起其在村落社会当中的文化优势地位。毋庸置疑，这一过程离不开宗族精英因应国家之礼的积极运作，进而试图重新树立起窎桥王氏宗族的往昔“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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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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