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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海女真的象征系统与文化建构
涂尔干认为：“没有象征系统，社会情感的存在无从附着。”东海女真民众正是通过象征系统来传递情感，确定价值观的。
在生存适应中，东海女真人逐渐建立起对生境中的各种事物的认知系统和范式，区域生境中的多种物类各得其所，并逐渐衍化出各成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例如，东海女真人对动物有着特殊的感情，许多动物不仅是女真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其精神信仰中崇信的神偶与对象。东海女真社会大量的象征符号都是以动植物作为表现体，此类表述在史诗中可谓比比皆是。如乌布西奔所穿的萨满神服、祭海神衣，不仅用虎、豹、鹰、鲸、獐、狼、蟒皮等多种动物的皮缝制，还以百根海象牙、百条海熊皮、百颗鲸鱼睛、百只彩燕毛缝缀神服上的骨筮、魂石、穗式、飘饰。萨满服饰何以如此繁复，皆因“海象牙刺穿黑涛浊溪，海熊皮驱避妖风鬼迹，鲸鱼睛照穿苍海迷疑，彩燕翩翩，频告吉祥消息”；再如，描述乌布西奔主持祭海仪式：“乌布西奔手刃凶鲨，鲜血把海岸神坛染红。乌布西奔用左手摘出有小童大小的白鰾，投入大海中。鲨鱼鰾像张满白帆的喜船，很快驶入远海，去拜谒海神。鱼鳔是鱼魂象征，专供海神享用。”这里，萨满服饰的制作材料与祭海的祭品，均取自陆地与海域中最凶猛的动物的皮、骨、五官及脏器，如此皆为象征萨满集世间万物神力，威武无比，可谓寓意鲜明。
史诗还描述了东海女真各氏族都拥有自己的徽号，这一象征系统的构建主要是规约氏族间的相互关系：“东海岸大小部落，自古就有互认称谓的俗约，部落的强弱、大小，声名的卑微、显耀，在锡霍特山阿林的旗号，是否蔽云遮日，是否仅居巴掌大小山岳，全凭旗徽称谓喻晓：鼠号——地鼠、灰鼠、飞鼠，狐号——黄狐、白狐、飞狐，狼号——白狼、黑狼、海狼，糜号——草糜、山糜、江糜，豹号——火豹、海豹、飞豹，蟒号——九文蟒飞蟒、海蟒……众号中雄踞榜首，最高升阶便是鹰隼。
鼠——狐——狼——糜——豹——棕熊——鹰隼；
锦雉——海鸥——白燕——天鹅——鹰隼；
白鱼——鲨鱼——海蟒——海龟——长鲸与海鹰。
在东海女真社会，“族群与族群之间，族群内部的各姓氏家族之间的相互确认和认知，尤其是所谓的‘连续部’或曰‘连接部’（boundaries)，双方用什么标志加以区别和共用，这一切都无一例外地要依靠符号象征系统。”徽号就像一幅无字的氏族等级指示图，使东海女真社会的秩序变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东海女真象征符号的孕生，最初都源于东海女真人对所处的自然生境的生态认知，是自然生境对女真人的种种触动、感悟和启示。在这一认知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物，是以其类别、数量以及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构成了东海女真认知系统的最终来源和分类。在此基础上，各种象征符号得以创造出来，并作为传送文化信息的载体，应用于东海女真的文化建构之中。可见，东海女真象征符号的“指符”主要是那些直接关乎女真人生存的自然现象，以及所处生境中与之关系密切的自然物，而由这些指符所指代和传达的文化意味、含义和概念，最终才形构出东海女真人的文化系统。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东海女真文化在其生成的原点，也即文化认知的主攻对象级次、认知精度等次和认知广度层次方面，都贴近自然，贴近生活，带有鲜明的务实和功利的特点。对此，在东海女真文化建构的分类范畴中有充分的显现。
分类是人类认识深化的一个标志。与农耕民族对土地的关注与崇拜不同，以渔猎为生计的东海女真对生存空间的认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森林、荒原与海洋的依恋。东海女真的文化系统基本上是围绕着族群与所处生境的资源关系来构建的。在其生存的视野空间内，所有物类的层次划定和意义区分都以其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而定。随着对动植物认识的增加，经过比较、归纳，东海女真人形成了对动植物分类的知识性文化体系。如在动物分类方面，东海女真基本上将动物划分为海洋生物、飞禽、走兽等几大类：海洋生物类：鲸、龟、海蟒、鲨鱼、鱼等；飞禽类：鹰、乌鸦、天鹅、雁、海鸥、野鸡、雀类等；走兽类：棕熊、豹、麋、狼、猞猁、狐、鼠等；牲畜类：狗、马、猪等。在不同的大的分类中又有更为详尽的分类。如飞禽中雀类下又分有银丝雀、九纹雀、黄蜜雀、小蜂雀、白袍雀等。
东海女真之所以形成如此的分类系统，其原则是视这些自然物与自己生活的远近亲疏程度，以此进行排列，形成相应的认知层次，并不断将这种认知和分类由粗向细拓展，最终构成了复杂的文化体系。有关东海女真认知系统的分类层次，从其生活语汇中可见一斑。女真语言中的语义系统，是女真民众把握、认知世界的集中反映。在《乌布西奔妈妈》中，有关山、海、鱼、兽等形态状貌的词语丰富繁多，表述细腻生动。不必说农耕群体不会有如此精微的生活体察，即便是兼营狩猎的游牧群体，恐怕也难以产生出如此细致而又充满表现力的语汇。这一点，正体现出东海女真作为一个渔猎民族有别于游牧或农耕民族在认知与文化建构上的主要特征。
在东海女真的认知分类系统中，飞禽作为动物认知链的一环，以下还有更细致的分类，在飞禽类名目下还可以依次列出许多鸟类的名称。对族群生境中的鸟类，东海女真民众视其与自己关系的远近而在认知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有的鸟类在女真人眼中，只是果腹之食或普通的猎物；而有的鸟类对于女真人则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被人们奉若神明。下面，以飞禽中的鹰为例，来看一下东海女真的认知与分类是如何由粗向细拓展，最终构成了复杂的文化体系。
鹰是居于东海女真文化认知较高层级的禽类。在东海女真文化中，鹰神在女真野祭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曾经是东海女真各姓氏普遍祭奉的主要神祗，鹰崇拜成为悠久深广的东海女真信仰。鹰在自然界的食物链中居于飞禽类的顶级，在东海女真的文化认知体系中，也高居认知的第一层级。在女真民众的精神世界里，鹰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获得了超越纯粹动物性的文化指示。
东海女真人对鹰的认知历史悠久。东海女真人通过对动物习性的长期观察发现，飞禽类里顶数鹰的性情最为凶猛，不但可以捕捉天鹅和小兽，甚至还能抓捕比它体积大得多的狍子和鹿。在东海莽林中，鹰是常见的禽类，因而与别的禽类相比，与女真人的关系也更近。东海女真对鹰较早就形成了深度认知，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女真人很早就开始了对鹰的捕猎和驯养，经过驯化的鹰，是东海女真狩猎时的重要帮手。在东海女真民间，鹰也称雕，上品的鹰是一种被称为“海东青”的雄鹰。海东青是鹰的一个品类，又称“白尾海雕”，被东海女真视为鹰中之王。从唐王朝至清代，海东青一直是东海女真向中原王朝入贡的贡品之一。
在满族早期社会的萨满信仰中，萨满的起源与鹰有关。如满族富察氏族的神话讲述，神鹰海东青是太阳的女儿，她从太阳里飞出来后，由于飞得太累，打起瞌睡，羽毛里的火掉了出来，将森林、岩石都烧红了，彻夜不息。神鹰忙用巨翅扇灭火焰，用巨爪搬土盖火。可是烈火烧毁了她的翅膀，她最后死在大海里，鹰魂化成了女萨满。这则神话叙事告诉人们，鹰魂与萨满的沟通，一方面是通过太阳的女儿神鹰的灵魂来“制造”萨满，另一方面是通过闪烁的鹰星来收回萨满的灵魂。《乌布西奔妈妈》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天母阿布卡赫赫派神鹰、神燕降生奇特的哑女乌布西奔，她以天资聪慧的才能，被东海女真人推为乌布西奔大萨满。在萨满教信仰体系中，贯穿着鹰为萨满巫祖和萨满培育者的观念，鹰也因此成为萨满职业性的象征。由此不难看出，萨满／鹰的功能结构的语义和象征指示，从中可以体会到东海女真认知系统的复杂与严谨。
文化的认知就是一种文化学习的过程，其次表现为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的创造，由此又形成新的文化内容，开始新一轮的文化认知。对于东海女真人来说，东海生境既是其具体文化的生存依托，又是该文化的制约因素，同时还是该文化的加工对象。事实上，东海女真人无法把所处自然环境中的一切条件因素全部派上用场，这样做既无必要，又不可能，因为其不符合能量低耗倾向这一文化生存的根本原则，即任何有活力的文化都倾向于尽可能少消耗能量去维持文化的运行。东海女真民众正是在这一原则作用之下，对所处的东海区域内的众多资源条件进行选择，仅集中力量认知、摄取、利用其中一部分自然条件和自然物，维持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并以此为出发点，模塑出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高度适应性的族群文化。
若对《乌布西奔妈妈》这一文本进行多方位的深层解读，还可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文化信息。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做一孔之窥。如果将东海女真初民在生存实践中摸索与创造出的这些宝贵的生活知识与生存手段视之为满族文化的某些“原型”的话，那么，《乌布西奔妈妈》以诗化了的艺术叙事提示了我们东海女真社会最原初的一些文化及习俗事象是如何发生的。东海女真文化作为一种有机结构，其要素与特质已经被整合进此后的满族社会的文明结构和文化传统之中，举凡满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大都带有由原始渔猎经济所造成的“文化残存”，诸如满族的语言、认知、技能、信仰、习俗的基本构架等，有许多都是发端于东海女真时期的原始渔猎经济。在满族文化系统中，我们毫不费力便可以辨识出这些带有文化“酵母”特点的原生文化要素，同时，也不难把握到这些要素之间的环环相扣，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正是这一关联性，使我们对满族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进行多维解读颇具意义且妙趣横生。
（本文原载于《满族研究》2009年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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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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