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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案简析:岭南民俗音乐的人类学阐释
教育丛书的开篇之作“岭南民俗音乐的人类学阐释”,是以滴水映海、以小见大的文化视角,采用岭南民俗音乐各层面的考察研究案例,从“传统—民俗—仪式—音乐(音声)—意义”的学术脉络,去整合阐释“岭南民俗音乐知识体系”内在关系对人文传承的直接影响;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总结“民间自我传承”对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特殊贡献的同时,展示对“岭南地方音乐传统”知识根脉的认知。
笔者认为,传统音乐研究一直用力在对不同音乐文化体系的民俗民间传统考察研究之上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对民间音乐文化的价值深究,是一切“音乐创新”的来源;对民间传统音乐民俗材料的学术阐释,是理解传统如何形成人文历史的创新之基础。所以,无论当下表演家和作曲家有无这样的文化自觉与造化,但传统音乐研究学者却必须如此去完成其学术使命。因此,本书以不同个案的研究可以看出,这就是一部以民间考察新材料阐释为主的论述。其中笔者始终强调,以民俗考察新资料为阐释资源的价值:不仅是对岭南前辈研究文献的扩展补充,更是呈现了当代“岭南民俗音乐”作为地方音乐知识体系各个层面的鲜活存在。在新世纪日新月异的文化变迁当口,这些鲜活的现实存在转换成阐释文本,对往后学界在深入了解岭南传统基础上的音乐创新,以及重构音乐(音声)历史的前沿研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及文献作用。特值得注意的,是贯通全书的学科理论视野及考察阐释角度,为这些新材料的学术价值开发进行了颇为专业的提炼归纳,为后学者在了解岭南知识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前沿理论方法训练,提供了现成的模本:
笔者的学理阐释,是多年来在项目团队和研究生课堂上反复讲授的前沿理论方法,这对岭南新生代研究团队的培育成长,起着理论启蒙及铺路石作用;吴迪的广府乐社考察研究,将乐社的音乐生活提升到了人生仪式象征的认识层面;吴欣阳对潮州琵琶形制、乐律和演奏方式在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学院不同时空中的比较观察,得出潮州琵琶作为地方性乐器的文化符号意义;黎子荷从广州琴人的个体追求中,看出了琴人的文化理想与社会变迁、琴乐群体间的内在互动规律;张娟的客家山歌墟研究,是关于乡村音乐在都市化过程中求得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努力;孙焱对岭南民间音乐向高校功能转换的先贤陆仲任的考察,以历史人类学视角,揭示了该转换与中国音乐教育先驱萧友梅与黄自教育思想的血脉联系;吴迪对余其伟十年间在香港演艺学院进行的“民间—学院”音乐传承之交互对接事实,说明岭南民间音乐在建构当代新型教育格局中的重要作用;詹晶晶对六祖慧能祖地传播善念、修炼善德之禅音品格的民族志书写,解读了佛教仪式在民间之所以能世代传承的强大教化力量;祝育文面对家乡傩艺死而复生的痛苦和惊喜,使他理解了民间艺人对傩文化艺术那份坚守和执着;罗璇、周凯模对大埔民俗仪式现象的分析,洞悉到大埔人通过“祠祭”仪式音声建构宗族认同的文化底蕴;黄奇霞对潮汕“功德”仪式儒佛辉映、认祖归宗等民俗音乐元素的分析,解释了潮州善堂文化存在的社会价值;顾树士对考察的“英歌舞”脸谱及身体动作节律的翔实记录演绎,让大家认识了潮州“拜老爷”传统仪式的另一种艺术风范;陈丹将“英歌舞”置于“非遗”视角的价值反思,从其当下多元发展现状提出了民俗艺术的养护,关键是在于对年轻“传承人”的人文素质培育(这恰与笔者设计这套书的学术结构模式的初衷一致);两位少数民族研究资深学者也奉献了两篇心得:杨民康对海南黎族祭仪音声跨时空的比较阐述,揭示了其显性和隐形的社会、文化、艺术及意志的象征性语义结构;笔者的广东排瑶研究,阐述了在自述与他述的历史记忆中,排瑶“歌堂仪式”是凝结着“祭、礼、俗、风—声、歌、乐、舞”多维一体中华传统元素的集体意识宝典。
总之,在一个有逻辑关系的学术结构模式中去阐释一种地方文化,并由此提炼出该知识体系的地方性特征及价值意义,这无疑是一种创新性实践。进一步说,这套丛书的模式设计,不是惯常使用的各种相关内容集结,而是从集结的相关内容中去探寻和呈现一种地方文化其内在的学术结构逻辑,这样的民间音乐资料研究,不仅为其他地方知识体系的研究阐释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学术路向,也为母语传统音乐研究的学术模式及其教育转换,提供了又一种延展的可能性。
(本文刊载于《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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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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