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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体认同：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
近些年来对于庙宇重建的研究很多。骆建建《归来之神：一个乡村寺庙重建的民族志考察》一文中，按照不同学科将庙宇重建的研究分为了如下四类：第一类，从政治意识形态上，秉承“无神论”的立场，批判寺庙重建中“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第二类，从宗教学角度，着重描述寺庙重建风潮下宗教信仰的状况；第三类，从经济学层面出发，将寺庙重建视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一种实践，将其视为开发寺庙、发展旅游的经济策略；第四类，主要关注寺庙重建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变迁，探讨寺庙与社区记忆、文化资本、地方传统、国家权力的关系[5]。但目前的研究无论从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庙宇重建，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庙宇重建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意义，而没有继续探讨庙宇重建后带来的后续影响。通过上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庙宇在村落空间中处于核心位置，其承担内容和作为公共空间承担功能的多样性、民众对于民间信仰的诉求决定了其被重建的必然性。但重建后之所以能够被村落居民持续利用，且日渐兴盛，其原因更多在于海神庙在现代的村落社会生活中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下面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来分析海神庙重建的社会学意义。
微观层面，通过海神庙祭拜，完成了家庭内部权力的代际传递，并将家庭内部的权力变化通过这一公共空间中向村落其他成员传达，以期获得村落成员的认可。在调查中随机抽取的50人中，有39人年龄在28-55岁，已婚，占78%。另有4人在26-30岁，已婚。有7人在56岁以上，儿女均不在三山岛村，其中有4人的儿女尚未结婚。据当地人解释，三山岛海神庙祭拜有条默认的规矩：如果儿子已经结婚成家，则父母亲将会从祭拜主体中退出，由已婚的儿子代表家庭进行祭拜，当地人称由“当家的”去祭拜海神庙。由此可见，在海神庙这一个村落公共空间中，祭拜人代表的是整个子家庭和母家庭在内的家族，宣示的是子母家庭主权的归属。每年三山岛海神庙祭拜都会出现一些新鲜的年轻面孔，这往往是当年或近几年结婚的年轻人，看到在海神庙祭拜出现的家庭成员发生变化后，村落事务或家庭之间的互动主角也会随之出现变化。因此，如果说婚礼是婚姻获得社区或村落共同体认同两人婚姻合“法”性的传统习俗性仪式的话，在三山岛村，海神庙祭祀则是某一家庭成员主权正式确立并获得村落共同体集体认同的标志。
当然在特定情况下，会发生反复。比如调查中有一位汪某，今年（2017年）61岁。2014年儿子结婚，婚前一直在烟台市区打工。2014年结婚后在家与父亲共同经营一艘远海捕捞船。2015年的海神庙祭拜就由其儿子前去燃香鸣鞭烧纸供奉。2016年汪某的儿子以经营渔船辛苦为由，春节刚过便与妻子再次外出务工，海神庙祭拜再次回归到61岁汪某身上。不过，汪某解释说“只要儿子回来，正月十三还是得由他去海神庙”。可见，海神庙作为三山岛村的公共空间，其祭拜规则的约束力首先局限于在三山岛内进行生产生活的群体内部。
中观上，通过是否参与正月十三海神庙祭拜，三山岛居民将本地人与外地人（他者）区别开来。作为胶东经济较为发达的重要渔村之一，与其它沿海发达渔村一样，近年来三山岛村的外来务工人员人数众多，三山岛村外来务工人员在数量上几乎与本地人口相同，据2017年村委会的不完全统计，本村户籍人口7000余人，外来务工人员约6000人。甚至在2015年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曾一度超过三山岛村的原住民。由于三山岛村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历史较长，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陆续有来自河南、四川、东北等地的青壮劳动力前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此结婚、成家或将家人接到三山岛村的“外地人”比例也越来越高。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并获得当地人的认同，是每一个意愿留在三山岛村生活的外地人努力的方向。这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村民间祭祀中很少遇见的社会现象。一则在现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仍然没有发展成为高收益、高产出的产业，外地人口流入的动力不足；二则现代农业社会的民间祭祀活动几乎被打散在日常生活有所求之时或特定的时令节气中，且民间祭祀的区域性和组织性特征较渔村较弱。
在村落的文化逻辑中，来自他者的群体认同对于自我认同而言，更能确定和强化自己的身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能否被以“当地人”对待，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己是否认为已经融入村落的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三山岛本地村民的态度和认同。在访谈中，“在此结婚”、“购房”、“居住10年以上”、“祭拜海神庙”是被三山岛村民认为从“外地人”转变为“当地人”的四个必要条件，而在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我认同中，并没有提到“祭拜海神庙”一项。可见，能否“祭拜海神庙”在当地人的认同逻辑中是一项重要的心理归属象征。这也是民间信仰的重要作用之一。因此，祭拜海神庙可以看作是“外地人”获得他者的群体认同的标志性事件，海神庙重建正是为标志性事件的发生的提供了空间和物质载体。通过共同参与祭拜海神庙，“当地人”与“外地人”在海神庙内迅速消除界限，实现了本地居民对外地居民的群体认同。
从宏观上看，海神庙的重建还体现了民众对基层政府及村落权力归属的群体认同。海神庙作为公共空间的场域，其重建不只在于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因素的考量，更多的涉及社会结构的转变，村民价值观念和行为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海神庙的重建并不仅在于民间信仰的简单复兴，而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与村落公共空间的塑造。而海神庙的重建主体也折射出民众与基层政府、国家之间的互动、博弈和交流。2014年海神庙坍塌以后，正遇上三山岛村渔业合作社建设，民众对其接受程度和情感认同并不成熟，因此虽多次商讨仍然无果。这从侧面反映出2015年前后，三山岛村的渔业合作社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民众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在号召海神庙修葺过程中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发挥作用。同样，2017年三山岛村委选举前夕，在任的村长将出资修葺海神庙作为再次当选的筹码之一，也是深刻认识到海神庙在村民心中的位置，希望通过修葺行为获得村民的群体认同，放心将村落管理权交由自己。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是次要的。村落社会的联系分工呈现出机械团结的特质，村落里的个人同化为具有共同信仰和情感认同的整体，这种团结以牺牲个性为代价，通过周期性的集体宗教仪式将其机械团结在一起，所谓集体宗教仪式在近现代便体现在年度的祭祀活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力量从民间社会的形式性淡出后，村民个人与集体的互动被突出出来。1988年海神庙的重建以及2014年再次坍塌后面临的修葺讨论，国家仅以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参与到民间活动中，重建的过程既凸显了国家的权威，同时也为民间力量的能动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因此，重建海神庙其实是现代渔村面临家族结构变化、渔村人口流动频繁、村落利益竞争与冲突的社会结构变迁中，为寻求和重新构建群体认同找到一个出口。通过海神庙的重建和海神庙祭拜活动的复兴，家庭主权的更新换代在其过程中获得村落共同体的群体认同，“他者”获得本地人的群体认同，国家权威和村落基层组织的权力获得民众的群体认同。
四、结论
面对国家提出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吁和要求，各地政府纷纷将地方传统文化视为一种文化的、社会的资源，积极参与其挖掘、开发、利用和保护中，以避免更多优秀传统文化走向衰微。但国家力量的干预超过一定度后，也会带来诸如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文化内涵的过度解释、商业化操作意味远远超过文化价值等负面效果。其实，除却将传统文化视为资源的传承保护路径之外，传统文化自身在现代社会适应中也表现出强劲的内在生命力。
三山岛海神庙的重建和海神祭拜活动的复兴，恰恰展现出了传统民间信仰在现代语境下的意义延伸，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重建后的海神庙成为村落公共空间的核心，在其中，村落内的家庭代际变化、村落本地人与外地人、村落民众与基层自治组织及国家权力完成了互动和交流，在互动与交流过程中通过集体性的海神庙祭拜活动完成了群体认同。同时，这种集体性的祭拜又是三山岛民众自发组织和进行的，体现出民间信仰意义被削弱、社会学意义得到加强后的传统民间信仰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将会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寻找到另外一条路径和思路。
(本文原载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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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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