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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有对立结构的民俗心理
学者在论及中国鼠婚故事的发生学和类型学问题时，已经注意到了中印两国的鼠婚故事在风格、主题、结构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并提出中国可能“自产”鼠婚故事的推断。解读中国鼠婚故事中蕴含的民俗心理，不仅是对“中国鼠婚故事何以存在”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通过分析故事中独特的文化内核，可以为发生学和类型学问题的解答提供支撑。相比较于印度的鼠婚故事，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不仅文本数量更多、形态更为多姿，在民俗心理层面表达的意蕴也更为丰厚，这种独特的意蕴是根植于中国鼠文化之中的。
中国鼠婚故事作为鼠文化的一部分，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人的地方一定有鼠，在与鼠相生共存的千百年里，人们既崇鼠、媚鼠又咒鼠、驱鼠，人鼠之间互动关系的变迁在故事的演变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鼠婚故事中包含着鲜明的对立结构，钟敬文将其中反映的民俗心理总结为“人们那时心理活动的一种真实辩证法”，是很准确的。在1987年的文章《从文化史角度看<老鼠娶亲>》中，钟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鼠婚故事变迁的内在动因。从人类“既害怕它又尊敬它”的矛盾心理到猫公出现在图像中的审美心理，可以看到人类对鼠患由无能为力到逐步掌控的过程。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和俗信中蕴藏着的对立结构。李万鹏指出，清初在山东淄川一带“人日”节俗中的“猫嫁女”就是鼠婚故事，“其实质是为忌鼠而产生的一种心意民俗。”马昌仪也认为“人对鼠的亦恨亦敬的双重态度，贯穿于整个鼠婚故事的始终，反映了鼠婚这种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双重性质”。江玉祥从四川绵竹年画中，同样解读出中国民间对老鼠的态度由祈鼠到媚鼠再到灭鼠的转变，指出年画的“深层象征意义已不止是‘送灾纳吉’，而是加强了人们除害灭鼠的现实愿望”。彭牧从以鼠婚故事为题材的剪纸和年画作品入手，也概括出画面中的猫由不捕鼠到捕鼠的转变，“‘反常’在一定程度上被破坏了，求正常的情绪开始出现，此时威吓力最强”。学者们的结论都指向人的心理活动的辩证法。
中国鼠婚故事具有鲜明的对立结构，人对鼠的态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这与人鼠之间的互动密切相关。钟敬文在1936年的文章《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中，对鼠这一民俗因子做了文学性的描述：“鼠，是一种颇为敏捷、慧黠的动物。同时，它和人类生活的交涉，又很重要。”鼠、蛇、狐这一类动物的活动范围与人的生活空间有交叉，但又保有一定的距离，经常在野外的生存空间与人类的生存空间之间来回游走。正是人鼠之间存在的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为人们对鼠从多角度进行想象提供了空间。若两者距离太近，动物就失去了自身的神秘感，成为人类的助手，在故事中主要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如牛、狗、马等）；而若两者距离太远，人们或者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无从想起，亦或者出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在故事中常常将它们塑造成反面形象（如狼、虎、豹等），而鼠在民间故事中则呈现出亦正亦邪的特点。
另外，人对鼠的多重态度，与鼠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相关。鼠身上的特质具有很大的争议，它善偷、善咬，是农业生产的大敌、传播疾病的祸种，让人对它恨之入骨，但鼠又具有极强的生殖力，行动也十分敏捷，让人推崇。因此，人对鼠的态度本就是复杂的，这种态度也表现在鼠婚故事当中。正如黄阳艳在文章《“老鼠嫁女”故事及其相关习俗的文化内涵》中所总结：“老鼠嫁女”故事是“对我国农耕社会人鼠之间复杂的生物链关系的一种民间诠释”。当“人鼠大战”中人类的地位处于劣势的时候，会把鼠身上令人厌恶的特质和极强的生存能力放大，并将其神化、妖魔化，而当鼠的力量不再对人的生活构成威胁时，人便放大鼠身上的优点、遮蔽掉鼠身上的缺点，通过象征的手法将鼠拟人化，此时，鼠婚故事的趣味性和审美性就增加了。
人对待鼠婚故事的心理如一个天平的两端，虽然呈现出对立结构，但并非彼此没有任何联系，而是保持着相生共存的关系。这种心理上的辩证法反映了人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求，也是出于人们勇于探索、希望把握自然规律的意愿。
鼠婚故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素——婚嫁。在鼠故事的“生命树”中，能够表现其中对立结构的“枝叶”随处可见，但只有鼠婚故事是通过将鼠的繁殖过程拟人化、艺术化的方式来表达人对鼠的态度。若再进行细致地区分，中印两国的鼠婚故事在文体、风格、内容和功能上又有很大差异，其中“对鼠婚热闹场面的渲染是中国鼠婚故事的一大特色”。马昌仪在发表于1997的文章《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中，已经将两国的鼠婚故事从多角度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三点结论：首先，故事反映的主题思想不同。“印度的鼠招婚故事充满了宗教色彩和门第观念”，中国的故事则是非宗教的、世俗的。其二，故事的文体和功能不同。“印度的鼠招婚故事是寓言，其功能在于给人以道德训诫”，而中国的鼠婚故事承载了更多的民俗功能。其三，故事的情节内容也有诸多不同。印度鼠婚故事以招婚为情节，但中国鼠婚故事中的主要情节仍然是民俗型的，融入了对中国本土民俗事象的解读。可见，中国文化的土壤为故事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养分，故事的形态也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印度鼠婚故事的形态结构单一，故事中所表达出对鼠的态度是否定的。相较之下，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不仅与中国的婚俗紧密相连，且与本土流传已久的异类婚、老鼠告状等故事类型发生粘连，呈现出故事讲述中具有的趣味性和世俗性，其中也体现出人对鼠所具有的复杂的情感和态度。其中对老鼠婚嫁场面的生动描写，除了反映中国民间的婚嫁习俗之外，还具有艺术上的美感。
在中国的鼠婚故事具有鲜明的农耕文明性，并且与民间俗信的关系非常紧密。故事中虽然说的是“鼠事”，但反映的是人间事，尤其是婚嫁这一民俗因子的渗透，使得鼠婚故事更加具有民间意趣和艺术上的美感。何红一在文章《人日节与“鼠嫁女”》中，对人日节俗与鼠婚信仰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老鼠的‘嫁娶’绝不是简单的叙事方式或习惯问题，它受人日生命征兆观念和生命巫术的影响和支配，与人日的凶吉观相呼应”。黄阳艳也认为，鼠婚故事表达了人们追求生命繁荣的美好愿望。鼠的繁殖力强，在民间被奉为子鼠母神，“人事”与“鼠事”相互呼应，鼠婚故事与人的生命历程具有同构性，与人的心理产生了“共振”的效果。
中国鼠婚故事具有独特的美感，这与“鼠”这一动物形象的特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种生物，鼠的外在形象并不美，而在民间艺术中，鼠的灵巧、机智和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了极具趣味性的美感。周北川在文章《“老鼠嫁女”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中，提出了以“丑”著称的鼠也可以具有美感的看法：“老鼠作为一个‘丑角’，也享受着婚姻的幸福生活的乐趣，以象征的形式从侧面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理想，并且更加滑稽有趣”。相比于其他的动物形象，鼠外型的丑陋和艺术上的灵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为故事增添了一种喜剧美。
鼠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老鼠原型浸透着远古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深沉情感”。马昌仪的《鼠咬天开》在2008年出版，在研究中，她不禁感叹：“奇丑无比的鼠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作为灾祸载体的鼠又给人以吉祥的希望，鼠婚艺术与鼠象征的这两重性，给小小的鼠婚故事平添了无穷的魅力！”作为对鼠文化有着丰富研究经验的学者，马昌仪的概括非常准确。中国鼠婚艺术和鼠象征的两重性，使鼠婚故事在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中独树一帜，融入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当中。
中国鼠婚故事中对婚嫁场面的生动描写作为民间习俗和信仰的反映，为解读其中独特的文化内核提供了一个窗口。学者们在对中国鼠婚故事中蕴含的民俗心理进行解读时，选取的切入点不同而结论一致，共同指向了其中包含的对立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分析民俗心理的过程中，仍会将其作为判断中国鼠婚故事发生学问题的依据。例如，马昌仪在《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中，便将中国鼠婚故事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它根植于我国农业文化中特有的嫁鼠禳灾习俗和岁时文化中对子鼠母神的信仰，并认为“民俗型是中国鼠婚故事的原型模式”。虽然凭借中国鼠婚故事中独特的文化因子来判断发生学的答案是不尽合理的，但是若抛开对“源”与“流”的讨论，学者们的剖析开掘出了故事更为深广的文化意蕴，这是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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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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