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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结构分析走向整体研究的类型学分析
中国鼠婚故事的类型学研究与学者对鼠婚故事的界定是同步进行的。在类型学研究中，鼠婚故事与其他动物故事有明显的不同，它是被放在“程式故事”中进行研究的。这样的分类方式主要是受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的影响，在AT分类法中，鼠婚故事的编号为AT2031，原文如下:
2031C男人给女儿挑选最强大的丈夫。(a)男人抓住一只老鼠,老鼠变成了一个女孩，他把她当自己的女儿对待。(b)他要把她嫁给世上最强大的人。典型的程式是：他去找太阳，但云遮住了太阳，风吹走了云，山挡住了风，老鼠又在山中打洞。
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中并不涉及在中国流传的故事，其选择的故事文本为在印度流传的鼠婚故事，也就是说，鼠婚故事最初被纳入类型学的研究范围，它独特的叙事结构就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AT2031型故事的名称为“男人给女儿挑选最强大的丈夫”，也就是指单一的老鼠招婿故事。鼠婚故事在印度的文本中形态结构单一，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圆形结构，就当时对故事文本的掌握情况而言，这个界定是准确的。
但是，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远远超出了“程式故事”这一种形态，学者们对中国鼠婚故事的结构分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季羡林在1946年发表的文章《一个故事的演变》和1948年发表的文章《“猫名”寓言的演变》中，对中、印鼠婚故事的结构形态做了分析和总结。在《一个故事的演变》中，已经涉及这一类故事的特点，即故事从一个原点出发，最终又回到这个原点。随后，在文章《“猫名”寓言的演变》中，他明确地提出中、印鼠婚故事的结构——循环式，从鼠婚故事与“猫名”寓言共同的结构出发，判定两者为同一个故事，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异文。他取得的成果已经超出了AT分类法中对鼠婚故事的论述，一方面，季羡林关注到中国的故事文本，并将中、印两国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他明确地概括出循环式这一故事结构的名称。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从结构出发，将鼠婚故事和“猫名”寓言划上等号，认为循环式故事=鼠婚故事，那么鼠婚故事究竟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类型，或者说，鼠婚故事就是具有循环式结构的故事吗？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回答。
首先，除了AT分类法可作参考之外，还有两部研究中国故事类型的著作，即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这两部著作中，并没有直接提到鼠婚故事，而是将鼠婚故事归入到“强中更有强中手”这个类型当中。《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的原文如下：
209.强中自有强中手
(1)一个强人干活时遇到了另外一个比他更强的强人。
(2)那位更强的强人也遇到了一个更强大的强人，等等。
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的编号与AT分类法相同：
2031[强中更有强中手]
Ⅰ.[其他开头](a)人要替物取名字，想把它的名字叫做比它强壮有力的动物或东西。(b)鹰不肯把猪腿给猫,想找一个更强有力的朋友。(c)一个石匠(或老鼠)想要成为更强的人(或动物)。(d)人或喜鹊想要控告猫或老鼠。继续寻找更坚定的法官，或者知道了罪犯已被弄死了或者逃到别处。(e)一个红孩儿喜欢跟样样东西一起玩，但他的玩具老是出毛病。小孩在烂泥里(冰上)滑，但是太阳把泥土晒干了，等等。(f)一位官员画虎不成反像猫。下属想告诉他真相，但又不敢。
Ⅱ.[强中更有强中手]下列物和人每个都比前一个强:(a)虎(b)龙(c)狮(d)牛(e)蛇(f)猫(g)狗(h)富人(j)高官(k)壮族人(m)饥饿(n)木匠(o)太阳(p)云(q)风(r)墙(s)岩石(t)白蚁(u)草(v)土山(w)树(x)洞(y)小孔(z)洪水(aa)菜籽(bb)菜油(cc)灯(dd)乞丐(ee)绳子(ff)老鼠(gg)皇帝(hh)天。
Ⅲ.[其他结尾](a)人,鹰或喜鹊终于认识猫是最强的(b)石匠或老鼠满足现状,不想再做别的工。(c)到处找不到那个罪犯。
这两位学者虽然没有把中国鼠婚故事放在相同的编号中，但对这一类型划分标准是相同的，即根据循环式结构来划分。在两部类型索引中，“鼠”这个主角已经“退居二线”，潜台词是说凡是具有循环式叙事结构的故事都可以被当做鼠婚故事，在这样的类型学研究方法之下，故事结构的重要性得到了强化，而其本身的情节和内容则被弱化。
钟敬文也认可以循环式叙事结构来划分鼠婚型故事的观点，但与季羡林的观点不同的是，他在《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中明确将鼠婚型故事划分出两种不同的形态：鼠女择婿式和异猫命名式。认识到两种形态的故事在情节和内容上的差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虽然研究进行到此，鼠婚故事依旧与循环式结构相生相伴，但学者已经注意到故事与故事之间在形态上的差别。钟敬文之所以能够注意到其间存在的不同，与他多年关注猫鼠型故事的研究经历有关。若将鼠婚故事与其他猫鼠型故事进行比对，便可以发现它的独特之处及其与其他故事的联系。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将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放进中国民间故事的体系中加以考察。在吸收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马昌仪在文章《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中将中国鼠婚故事作为一个独立的故事类型，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民俗型和招婚型，并且按结构模式的不同，将民俗型鼠婚故事划分出了简一式、简二式、复合一式和复合二式四个亚型，将招婚型故事分为招婚简式（以鼠为夫）、招婚型复合一式（以猫为夫）和复合二式（招婚与其他形态的混合型）三个亚型，同时，明确指出鼠婚型故事与循环式结构的故事并非等同：“并不是说，循环式类型就等于鼠婚类型；也不能认为中国的《猫号》属于鼠婚类型，因为从内容来看，《猫号》讲的是给猫起名，与鼠婚没有关系，不具备鼠婚故事的基本的、必备的两个故事素，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她通过文本间的比对，从内容上将鼠婚故事划分出独立的一个类型，将其他不具备“老鼠”和“婚配”这两个故事素的故事剔除。
马昌仪看待中国鼠婚型故事的视角，已经超出猫鼠型故事的范围，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民间故事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来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她对选择划分鼠婚故事类型的标准也有自己的见解，将故事的情节和内容而不是循环式结构，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中国鼠婚故事的叙事结构和类型划分的问题，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常常被论及。黄阳艳在文章中支持了马昌仪的观点，她在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老鼠嫁女”故事及其相关习俗的文化内涵》中谈到：“只要离开AT2031型循环故事的程式，就会发现在中国各民族中还广泛流传着其他内容情节的‘老鼠嫁女’故事。”故事的异文多如牛毛，可见，将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类型的边界厘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学者们在类型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不同，并不代表其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就完全没有合理性。反观类型学这一研究方法，可以从中找到矛盾之处——民间故事的“旁逸斜出”与类型只保留“主干”的修剪方式之间多少会存在一些冲突。就故事类型的划分标准而言，无论是AT分类法还是其他的分类方法，并不统一，如“动物故事”这一个大类，是将故事的主人公为动物作为划分标准，而“程式故事”这一个大类又是以故事的结构作为划分标准。如此看来，鼠婚型故事中具有循环式结构的鼠招婿故事，无论是编入“动物故事”还是编入“程式故事”，都是有其合理性的。
此外，中国民间故事还具有一个特点，就是“情节结构较为繁复，母题富于流动性”，不同类型的故事之间经常发生粘连。王丹在《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法述评》中指出了对故事进行分类的难处：“同一类型故事的不同异文中，有些异文之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的母题链更为相似，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即成为此类故事的亚型，这样就出现了故事类型与亚型的关系以及母题交叉互渗的问题，因此又会产生同一个故事跨类型归类的复杂情况”。在另一篇文章中，王丹对湖北西部的鼠婚故事文本作了研究，归纳出鄂西鼠婚故事的特点：“‘老鼠嫁女’与其他关于鼠的故事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若把范围放大，中国鼠婚型故事不仅与其他关于鼠的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与毛衣女型、田螺女型等其他类型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马昌仪划分出的民俗型复合二式，此类人鼠通婚的故事亦可视为异类婚故事下的一个亚型。
也正是因为中国民间故事与类型学的操作方法不是一个完全契合的“榫卯结构”，才会引导研究者全面地、多角度地考虑故事的存在方式。中国鼠婚故事的文本数量多、传播范围广，具有循环式结构的鼠婚故事，只是中国鼠婚型故事的一个亚型，循环式结构远不能涵盖鼠婚型故事作为一个类型的总体特点。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和解读，使学者重新考虑判定一个故事为鼠婚型故事的标准，更加细致而准确地认识循环式结构在鼠婚型故事中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学者们的讨论也启示我们反思“类型”的内涵，从而更好地理解实际操作中出现的矛盾。户晓辉在《类型（英语Type，德语Typ）》中简要梳理了类型一词的来源，指出：“严格地说，类型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从广泛流传的某个故事的许多变体或异文中概括和抽象出来的一个共同的基本情节概要。”也就是说，由类型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来看，它的目的是描述故事的存在方式，以此来做为学者识别故事的工具，“类型”揭示了故事的理想型，但与其现实状况不一定完全相符，因而当我们用它来直接面对具体的对象时，可能会出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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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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