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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特征的发展
网络民间文学是传统民间文学在当下互联网社会文化生态中的延续和发展，与传统民间文学之间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与网络技术之间存有内在的衍生关系；与网络文学之间存有深层的临近关系。这就决定了网络民间文学既有对传统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坚守，亦有更新之处。程丹阳称这种现象称为“变化中的恒久”。[注]综观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可见，对于民间文学的特征辨识，基本上皆从“变化”和“恒久”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自由平等性决定了网络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特征。但网络民间文学的衍生性、时代性决定了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唐璐璐指出网络民间文学的“集体”指向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网民”，具有“市民化”的倾向。[注]程丹阳指出“网络民间文学超越了传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间集体性与个人性的外在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集体与个人的融合统一”。[注]
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建立在其生活属性的基础上，网络民间文学保持了民间文学一贯的“聊天”和“在场”模式，具有口头性的特征，但又不同于传统民间文学的口头性特征。唐璐璐指出网络民间文学是一种具有口语化特征的，可以保存的言说方式。[注]程丹阳指出传统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在网络民间文学中已发生了电子性和表演性的转变。[注]
网络民间文学实践中的“网民”身份往往是隐匿的，匿名性是网络海量信息和信息瞬间更新的结果，亦是网络民间文学创作生成的重要基础。程丹阳指出不同于传统民间文学的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匿名性是被动掩藏，而网络民间文学的匿名性则是主动掩藏。网络民间文学的隐匿性具有“可逆性”，[注]当有利益关系出现时，原本的匿名者往往会自动出现或被发掘出。
在变异性方面，徐钊等指出，传统民间文学的变异更多情况下是一种不自觉的变异，这种变异往往包含有更多的地域色彩；而网络民间文学则是有意识的变异，这种变异往往凸显出了更多的个性色彩。传承性方面，邵宁宁指出伴随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世代传承已不再是网络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网络民间文学更像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文化。
(四)新型类别的研究
网络民间文学的界定虽然尚未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影响学界对其中的部分类别的研究。这类研究是网络民间文学研究中出现较早，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部分。
网络段子。网络段子是网络民间文学中的重要类型，它是民间现实生活短篇故事的网络表达形态。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段子的分类和功能方面。
目前学界基本认同红、黄、灰的分类方法。对于红段子，多数研究持认可态度。如连娜认为红段子能够起到传播社会文明，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注]管仕廷指出红段子有利于引导价值导向。[注]对于黄段子学界存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黄段子趣味腐败，扭曲人性；[注]另一种则认为黄段子有辅助社交的功能。[注]而对于灰段子，多数人认为其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心理的表达。[注]
对于网络段子功能的认知集中在宣泄情感和反映现实两方面。管健、乐国安指出网络段子是替代性的发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众的心理不满和紧张。[注]周婷认为网络段子是民众抒发情志、针砭时弊、表达爱憎的手段。[注]朱强认为网络段子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方式，表达了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见解。[注]李宗桂认为网络段子体现了当下的社会心理，反映着当下的社会思潮，承载着当下的价值取向。[注]许振波指出段子有助于了解社会，为研究社会现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注]周志强指出网络段子是对不良政治现象的批判，其流传会增强民众的现实疏离感，容易形成民众不求参政、只求娱乐的心态。[注]赵会凤指出优秀、经典的网络段子是后代认识历史、社会及其文化创作的宝贵财富。[注]
网络谣言。谣言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传说形式的一种功利化的虚假表达。关于谣言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自网络文学兴起之时起，网络谣言便开始活跃于网络空间。目前，针对网络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传统谣言的比较、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研究等方面。
网络谣言和传统谣言同为谣言，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学界却存在本质相同论和本质差异论两种声音。潘相国是本质相同论观点的代表，他通过对网络谣言和传统谣言的对比，指出两者不过是传播媒介的不同，网络谣言并未脱离传统谣言的基本特点，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注]巢有鹏、黄娴则认为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及其内容、形式等方面都与传统谣言存在较大差别，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注]针对网络谣言的形成，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探索出了不尽相同的形成因素。姜胜洪从民众心理的视角对网络谣言的成因进行了考察，指出社会的不稳定性、科学知识的欠缺等是网络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姜胜洪还指出网络推手、商业利益、西方敌对势力等亦是形成网络谣言的构成因素。[注]王国华等认为网络谣言是社会心理、信息匮乏及其网络环境的虚拟性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注]
高丙中说：“意义产生在事件之中，是主体对活动价值的体验，撇开事件的主体，也就无所谓意义。”[注]因此，网络的传播研究方面，首当其冲的便是对传播主体的研究。陶方林将网络谣言的主体归纳为政府、媒体、公众三种类型，并对其各自特性进行了分析。[注]王海龙、田野亦将政府、媒体、公众视为网络谣言传播的三个基本要素，并对其间关系进行了论述。[注]施爱东则依据不同群体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传播主体分为消极传播主体和积极传播主体两种。[注]类似地，姜胜洪将传播主体分为造谣主体和传谣主体两种。[注]网络谣言治理方面，陈烨阐明了政府、媒体及其民众在网络谣言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指出网络谣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政府、媒体及其民众的自我角色定位认知模糊有关，并针对网络谣言的控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注]施爱东就网络的监督管理指出了“把关人”[注]的重要性。杜维娟、李爽、王锐园等则从法律规制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
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是伴随网络的兴起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学样式，其网络民间文学的属性已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网络流行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类研究及其影响与对策研究方面。
目前，网络流行语的划分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从来源进行划分。杨萍将网络流行语分为：对原生语言进行缩略、谐音等简化处理而来的网络语言；活跃于网民当中的极具娱乐趣味的俏皮话；紧随热点事件萌生的话语。[注]陈绍富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来源于方言、舶来语、影视作品、网民自我加工、社会热点事件几类。[注]其二，从表现形式进行划分。汤玫英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单纯流行语和格式流行语两种。[注]陈氚等将之划分为拟像流行语、拟声流行语及典故式流行语三类。[注]其三，从功能进行划分。王仕勇将网络流行语划分为利益诉求类、情感宣泄类、价值追求类。[注]其四，从构成方式进行划分。钟志奇等将之划分为新造词语、旧词新类、谐音替代、符号图画、英文缩写、中英混合几类。[注]
鉴于网络流行语与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关联的紧密性，网络流行语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多集中在高校教育方面。胡侠认为网络流行语可能会加剧大学生的思想脱轨。[注]吴喜涛指出，一方面，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有利于明确地表达想法，提高交际水平和强化观念。另一方面，不规范网络用语的使用则可能弱化汉语基础，带来不良信息的散播，从而误导青年群体，影响道德素质的提升。[注]钟志奇等在肯定网络流行语积极影响的同时，指出，部分低俗不雅语言的频繁使用不利于道德素质的提升，不利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注]对策研究方面，马成成指出应关注网络流行语，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心理，从而来引导大学生理性对待。[注]张红梅认为在规范网络流行语方面，政府应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媒体要加强话语制造能力；学校要让先进文化的引领功能得到应有展现；学生应积极提升自己的话语辨识能力。[注]
以上是目前学界对网络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文中所引用的观点也只是具有代表性观点的部分列举，学界关于网络民间文学的研究远不止这些，限于本文的篇幅，没有一一列举研究，但我们仍可以通过这些代表性成果了解研究现状与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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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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