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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角色特征来讲，如果说口头演述的史诗歌手像一位萨满巫师，那么，朗读者就像一位祭祀的主持者了。这与《江格尔》的叙事语境与演述人的角色特征较为相像。斯钦巴图说：“史诗本身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娱乐故事，它成了一种对英雄神灵的赞歌，一种特殊的祭文，一种特殊的请神歌；演唱活动的功能也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而是祈福禳灾；史诗演唱者——江格尔奇此时也并不仅仅是一个民间艺人，他实际上发挥着宗教仪式主持者的作用；听众也不仅仅是艺术欣赏者和接受者，而是请神禳灾的宗教仪式的参与者、信徒和主要受益者，也就在此时，宗教仪式的主持者——江格尔奇和其参与者、信徒、受益者——听众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的宗教社会。”这一段论述也可以当作珠腊沁村《格斯尔传》朗读语境的有效注解。
那么，村民们为什么会通过《格斯尔》史诗的口头演述或书面朗读来祛病禳灾呢？这就取决于《格斯尔》史诗在村民心目中的功能预期。平时，村民们用来朗读的书面《格斯尔传》都被置于高处，甚至被供进佛龛，与神像享有同等待遇。据苏勒丰嘎回忆，在他的家乡巴彦塔拉苏木的很多家庭都曾供奉格斯尔神像，在诺日布台吉家里还供奉过梵夹装手抄本《格斯尔传》，确津扎布大诺颜家里曾供奉梵夹装木刻本《格斯尔传》。另外，我们发现，在书面《格斯尔传》文本中对《格斯尔》史诗的除病祛邪功能做了一些言语上的建构。《岭•格斯尔》手抄本正文后面附了一篇祈愿经文，其中写道：“我雄师王此传记，若能宣讲它一句，如根治伤寒的灵药，像解除贫穷的真宝，似消灾禳祸的佛尊，句句都要在心中记清楚。”似类经文赋予《格斯尔》以巫术功能，并直接催生了民间在灾害、瘟病、偷盗或战乱等非常态前事件语境中口头演述或书面朗读《格斯尔》的习俗。
《格斯尔》史诗口头演述的巫术功能和书面朗读的祭祀功能，直接导致了相关演述禁忌的形成。在巴林的相关调查表明，一直以来，不能演述《格斯尔》的语境比能够演述《格斯尔》的语境要多得多。苏勒丰嘎说，老人和喇嘛们曾叮嘱他绝不能随时随地随便演述《格斯尔》。因为，在春季演述就会刮大风，在夏季演述就会打雷电，在秋季演述就会造成洪涝灾害，在冬季演述就会发生雪灾。照此看来，一年四季都没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可以演述《格斯尔》史诗了。该禁忌几乎堵住了史诗传播的一切有效途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禁忌呢？因为，当《格斯尔》演述事件的目的和功能都被定位为祛邪、禳灾、驱祸时，只要演述《格斯尔》，便意味着灾难要降临了。但是生活中谁都不愿意看到灾难的降临，因此也就不愿意看到有谁来随便演述《格斯尔》，这便是该禁忌的心理逻辑。因此，《格斯尔》的口头演述在巴林已经发生演变，并逐步约定俗成，其前提往往由瘟病、天灾、偷盗、战乱、匪患等非常态的偶发性事件所塑定，目的是用以祈求格斯尔显灵，保佑人们免遭灾害与劫难。在这里，史诗演述在几乎失去其娱乐性的同时，被赋予了更强大的巫术和祭祀功能，也催生了超乎寻常的演述禁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演述禁忌同时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让《格斯尔》演述的灵验性变得更加彰显，强化了英雄格斯尔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使史诗演述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从而堵塞了史诗传播的部分通道，导致一部分史诗文本的失传。但禁忌从来都是双刃剑，叙事的禁锢虽然滞缓了《格斯尔》史诗的传播进程，却也让《格斯尔》演述在巴林这个特定区域里得以长久存续。因为，正是这些禁忌让《格斯尔》变成了当地民众在面对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和身心困境时需要投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理上的避风港。由此，笔者的研究还将进一步走向史诗演述的叙事治疗功能并另做探讨。
结语
在民俗生活实践中，史诗演述的“前事件”即前提性事件规定了“这一次”史诗演述的目的、功能和意义。常态前事件是指作为史诗演述前提的惯常性事件；非常态前事件是指作为史诗演述前提的偶发性事件。通过田野观察我们不难看到，巴林地区的《格斯尔》史诗演述已发生明显的演变，表现为仅在非常态事件语境中发生和发展。由于史诗演述在这里失去了娱乐性，叙事语境借由民间信仰而得以框定，在特定的演述实践中被赋予趋利避害、祈福纳祥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由此形成的叙事界域和演述禁忌，阻隔了史诗传播的部分通道，同时也让史诗演述在这一特定区域内得到了更稳定的传承和赓续。在语境研究中，将史诗演述的前事件分解出来，进而对常态/非常态前事件的边界予以清晰的辨识，对正确理解史诗演述的目的、功能和意义，有着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本文原载于《民族艺术》2018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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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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