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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易代之后，元宵依然传承，不过灯节如其他聚众娱乐的节日一样受到限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明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作为市井生活重彩的元宵节，在当时有着生动的表现。《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描写了灯市人烟凑集，花灯锦簇的热闹情景：
山石穿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钟馗共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咆哮吼吼；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玩玩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大髯鲶鲇鱼灯，平吞绿藻。银娥斗彩，雪柳争辉。双双随绣带香球，缕缕拂华幡翠穗。村里社鼓，队共喧闹；百戏货郎，庄齐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
这一番灯会的描写，真令人赏心悦目。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花灯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元宵的色彩还表现在飞腾的焰火上。焰火，也叫烟火，兴起于宋朝，当时皇宫观灯的高潮是施放烟火，“宫漏既深，始宜放烟火百余架，于是乐声四起，烛影纵横”。明清焰火品类繁多，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盆落月等，“竞巧争奇”，焰火施放时呈现出一派“银花火树，光彩照人”的艳丽场景（《燕京岁时记》）。民间同样“架鳌山，烧旺火，张灯放花，群相宴饮”名之为“闹元宵”（雍正年间《朔州志》）。
元宵的声响与色彩共同烘托着元宵节日的气氛。正是这样热闹的场景吸引着乡村、城市的居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看戏、逛灯、走百病、闹夜，连平日隐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难得的出游机会。“男妇嬉游”是元宵特出的人文景观。司马光是有名的礼法之士，他的夫人在元宵夜打扮着准备出门看灯，司马光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说：“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是鬼耶？！”“看人”，的确是宋明以后传统社会中稀见的机会，平时限制在各自的封闭的时空中的人们，是难得有聚会的日子。正月元宵是一年中唯一的“狂欢”节，人们在这一阶段打破日常的秩序的约束，实现着本性的感官的愉悦。人们祈求婚姻美满，子嗣绵延，身体康健与年岁丰收。
从元宵节的性质看，元宵大概属于阴性节日，虽然道教将其作为天官诞辰的上元节，天官赐福成为元宵节俗的一部分。但除了一些地区比较突出天官信仰外，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像对待佛教信仰一样，没有多少与其相关的活动。人们以极为世俗的行为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妇女是元宵节的主要角色，这可能与月亮的阴性性质有关。
妇女的结伴嬉游、游戏节目以及拜祭的神灵，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妇女的生活愿望。贵州黄平部分苗族正月十五过偷菜节，姑娘公开“偷”菜，做白菜宴，谁吃得多，谁就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同时她养的蚕最壮，收获的蚕茧最多最好。台南元夕，人们也有“偷”的习俗，没有出嫁的女子以偷得他人的葱为吉兆，民谚说：“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台南市志》）
妇女拜的“姑娘”神，南方多称“紫姑”、“戚（七）姑”，北方多称“厕姑”、“坑三姑”。姑娘神是妇女诉求的对象，《荆楚岁时记》说：“是夕，迎紫姑以卜蚕桑，并占众事。”由紫姑的司职看，她主要是蚕桑神，在传统社会采桑养蚕是乡村女性的本业之一，因此蚕桑神自然选择了女性。传说的紫姑出身低贱，是一位人们易于接近的神灵，人们请她问年成，问婚姻、问休咎。其实紫姑与古代的先蚕有关，先蚕是古代王室供奉的蚕神，古代王后亲督蚕功，先蚕因此地位显贵，其原型大约是传说中的黄帝之妃西陵氏。直到民国时部分地区仍有“是日祀先蚕”的民俗，养蚕人此月开始浴种（《大邑县志》）。先蚕与紫姑之间有着隐秘的文化联系，六朝时期一则紫姑与“后帝”牵连的传说，也大约能证明紫姑与古代王家蚕神的亲缘关系。拜紫姑神是元宵节俗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关紫姑的信仰虽然不及天官隆重，但它更贴近民众生活，因此它的影响更持久、广泛。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在城市元宵喧闹尤为热烈，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狂欢精神。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当代，传统元宵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兴趣，繁复的节俗已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其实元宵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民族节日，它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就其社会娱乐的形式看，就有着充分利用的文化价值，在当今日益个性化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我们利用元宵这一文化资源，有意识地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娱乐的空间，鼓励广大市民的参与，让传统的“闹元宵”变成城市社区的“狂欢节”，这对于活跃民族精神、稳固社会秩序大概有其特定的意义。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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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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