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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弛于「点灯」/「放火」之间
尽管官方在元宵依例「点灯」，却也担心百姓越轨「放火」。
虽然在元宵节庆里乃「金吾不禁」，但放夜弛禁并不意味巡护戒备工作的松懈。在康熙八、九年间担任闽浙总督的刘兆麒（1629-1708）即曾公告〈灯夜申饬巡防〉，要求部属必须严防「有不逞之徒乘机窃发，地棍营厮，横肆抢夺，疏于法纪」，并且详细规定各营将领「委令守备千把各官查照原派巡查汛地，量带兵丁四围巡逻。如遇奸宄窃发及兵棍抢夺等事，立刻擒拿解究，或有烽烟不测之处，实时救护消灭，并禁乘机抢掳之弊，每晚至更深时后方止，仍严谕各弁兵务须加谨力巡，不得懈弛疎忽。」
维系治安固然是地方官职责所在，但在元宵时期，却又不得任意干扰宵节活动的进行。换言之，既要确保弛禁后地方治安无虞，又必须让「非常」的元宵节庆得以「正常」地举行。其间分寸的拿捏，关乎甚巨。乾隆三年（1738）济宁州就有一个案例：在正月十四日早上有巡兵拾获一纸匿名帖，言及有人计划「借玩灯，暗带兵器杀人劫财」，帖上并列有武举某某等二十余人姓名，因此都司便「张皇于灯节时早闭城门栅栏」。直到次日才发现「并无影响」，不过是虚惊一场。但都司此番轻举妄动「骇人耳目」，遂遭到参劾，「严加议处」。
就地方治安而论，村民因参加灯会所引发的冲突。或因疏失所造成的意外，在所难免。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庋藏的清代题本为例，确有不少重大命案发生于元宵节弛禁的夜晚。例如雍正八年（1730）上元灯节，直隶大兴县沙窝村举办庙会，当地村民史自贵邀请邻近亲友一同看灯，可是却没有去接叔父史久隆的女儿看灯，史久隆因此忿而赶到史自贵住处詈责，当时有两位邻居赶来劝阻，就在口角扭斗之际史久隆拿起了随身小刀竟将其中一位邻居纪万库杀死。如果说亲友间都会因邀约看灯而发生嫌隙，遑论迎灯赛会时因对峙拥挤而起冲突，乾隆十二年（1747）发生在浙江嘉兴府桐乡县的案例：卅七岁的农民钱彩云，于正月十四日带领着十五、十六岁的村童钱贵弟等人「演扮马灯，庆祝丰年」。钱彩云在前面吹海螺引路，走到王家兜桥边，正遇到迎滚灯的张光宗等人也争先上桥，两厢「凑合拥挤」之间，张光宗将钱贵弟骑的马灯挤碎，于是引发了肢体冲突，张光宗「打钱彩云眼胞上一拳」，钱彩云便随手以海螺「还打张光宗头上一下」，结果正中张光宗的顖门，张侧跌倒地，磕到左耳耳根，一命呜呼。即使一切活动平顺，也难保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元宵节晚上山西太平县师保娃在村子里的社庙「扮演故事迎灯」，师保娃因手边没有「出猎戏具」，便借了铁铳瓜代，殊不知铁铳里装有火药，当他用铁铳挑挂花灯时，忽见花灯着火，便顺手将铳头横转，意图将火扑灭，不料灯火熏入铳门，触发火药，竟将他身边的师万谷打死，酿成悲剧。
这些案例，不过是在元宵节夜禁解除的情形下，社会秩序一时失控的零星个案。对统治阶层而言，民间闹元宵最大的隐忧，恐怕不是元宵节庆当中可能发生的意外，而是元宵节中所纵容的脱序行为，对元宵节庆外的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
现存对民间元宵活动最早而且最详尽的报导，刚好是站在维护礼法秩序的立场，提出禁抑的主张。如前述隋文帝时代的御史柳彧，即「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因此特别在开皇十七年（597）上奏请禁绝此风。柳彧在奏书里指出：古代「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换言之，在日常生活里国家正是以「法度」与「礼典」作为训民治国的两端，具体反映在生活上的表现，便是「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柳彧随即一一指证当时民间庆祝元夕时种种逾越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的活动：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
细绎柳彧罗列所有在元宵夜里的狂欢活动，俨然正是近代俄国文学批评家巴赫丁（Mikhail Bakhtin,1895-1975）笔下西方中古狂欢节（carnival）的翻版：充街塞陌的聚游群众、撼天动地的金鼓喧声、易性变装的化妆舞会以及鄙俗秽嫚的笑闹表演。元夕纵容人们逾越各种风教俗成的、法律明定的界域，颠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规律──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贵贱之别。人们身在其中，享受着一种与以国家「法度」与「礼典」所规范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自由，倘佯在一个所有社会阶层、性别角色以及经济身份的种种界定都失去意义的世界。
然而对柳彧而言，非常节日的非常活动，只会造成调控日常生活的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产生松动。他所担忧的正是这种狂欢的游戏规则可能「浸以成俗」，进而对日常生活造成法律上、礼教上以及经济上的危害与冲击，不仅「竭资破产」，而且「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是以正本清源之计，唯有明令天下根本禁断元宵狂欢之风。
历代不乏像柳彧一样，对灯节庆典抱持否定态度之人。例如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元宵前夕，甫即位的元英宗计划「于宫中结绮为山，树灯其上，盛陈诸戏，以为娱乐」时，时任大中大夫参议中书省的张养浩（1269-1329），立即上〈谏灯山疏〉，严辞批评装设灯山为「浮华无益之事。」他特别提醒英宗以前「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余年，每值元夕，虽市井之间，灯火亦禁」。因为「圣人之心，所虑者远，所防者深，况宫掖之严，尤当戒慎。」而与元世祖对比的殷鉴，则是英宗的前任皇帝武宗。按照张养浩的说法，廿七岁登极，不及四年便崩殂的元武宗，因为「辅导非人」，故而「创构灯山，喧哄数夕。」言下之意，武宗英年早逝，正是恣欲纵乐的结果。张养浩希望继武宗位的英宗能「以世祖皇帝崇俭远虑为法，以曲律皇帝（武宗）喜奢乐近为戒。」因此英宗遂放弃建造灯山的计划。明代大儒湛若水（1466-1560）曾针对此案大作文章，推崇并发挥张养浩「玩小系大、乐浅患深」的论点：
阙庭宫掖所以风示天下之地，而人主一身又天下臣民之主也，茍于禁中为鳌山张灯之戏，而欲禁闾阎之灯火，亦难矣。茍一人为侈靡之倡，而欲万民为质朴之俗，亦难矣。
元宵既是全民的节庆，身为万民表率的皇帝一旦恣欲「放火」在上，如何禁止百姓「点灯」在下？张养浩与湛若水所最担虑的并非宫中的「鳌山张灯之戏」，而是意在其所牵动的「闾阎之灯火」。对他们而言，将元宵节纳入日常生活的常轨，乃是维系社会风俗淳厚的关键。因此在上位者必须随时「谨独」，以身作则「循天理以遏人欲」，导正社会质朴之俗。
明代户科给事中丛兰（1456-1523）也曾向明孝宗提出遏止元宵狂欢的奏议。在强调「京师风俗之美恶，四方所视效」的同时，他指出「近年以来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是以他伏请皇帝能「痛加禁约，以正风俗。」后经都察院复议奏请通行两京并天下一体严禁。
而在嘉庆年间左辅（1751-1833）也曾提出〈禁镫公呈〉，针对地方灯会「巧附衢歌巷舞之名，侈陈火市星桥之盛」，特向常州知府请命「节财除弊」。公呈中左辅洋洋洒洒地列举灯会六大弊端，其中包括「士民皆舍业而嬉，闾巷悉堵墙而进，婆娑一市」、「箫鼓喧阗，蚁聚蜂团」以及「男女交路，而瓜李无嫌」等各种「狂荡」行为。由此可见，历来虽不乏批判之士屡申除弊之议，但元宵狂欢的习俗一直沿承至清末未改。
当然，为灯节庆典辩护者亦不乏其人，例如明末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便提及有人批评「为灯事嬉娱，为臣子堕职业，士民溺声酒张本」，因而建议「禁绝」上元节假，沈德符却深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乃「不知体制甚矣」，完全忽略灯节君民同乐太平的象征意义。同时代的张大复（1554-1630）曾在长安与官场的朋友谈及「灯市之丽」，但席间「有一二官人自号清节者极恶之，以为伤财废事无过于此。」张大复当场正色反驳说：「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终是衰飒气象，雍雍愽大之世当不尔。」张大复本人正好经历了从「烟花燎乱，金鼓喧填，子夜后犹闻箫管之声」的太平盛况，到独自伫立庭中，眼见「月明如水」，却「寂无启扉者」的末世气象。对历经沧桑的张大复而言，元宵节庆无疑是世风民气的表征，若以节财省事为虑裁减庆典，反而只会禁抑世风，消蚀民气。
其实早在《礼记•杂记》里，孔子便曾与弟子子贡讨论如何面对国人年节蜡祭活动的态度：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举国之人疯狂地参与迎春的蜡祭活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子贡既感到隔膜，也表示淡漠。孔子同样从为政者的立场，却提出正面的解释：他以为应对人民所表现的疯狂赶到欣喜，因为这种疯狂代表了长年压抑在日常生活中的积郁得以暂时抒解。孔子并且以引弓射箭为喻，指出适度地一张一弛，才能正确发挥弓箭的功能。而蜡祭节庆中举国狂迷，正代表社会秩序得到最好的调节。
晚清来华达四十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1845-1932)，曾在其《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里将自元旦到元宵的春节视为中国的「国假」（national leisure），他指出许多外国人可能会惊讶以勤劳著称的中国人，竟然会从一年十二个月里，腾出半个多月纯作宴游以及虚荣的展示活动。他推论这段时间无疑是中国国家的「安全阀」（safety-valve）──若没有年节的调节，也许中国会因无休止的劳累而陷入混乱。同是作为迎春的嘉年华会，元宵节与古代蜡祭实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明恩溥此论，与孔子所谓「一张一弛」的观点不谋而合。
不过，从隋初的柳彧到晚清的左辅，显然都没有受到孔子教训的启发，他们和子贡一样，对举国若狂的节庆活动抱持着戒慎恐惧的态度，遑论能进而「乐」民之所「狂」。他们无法苟同这场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能够具有任何调节社会的正面功能；元夕的狂欢，非但没有具有调整生活节奏、释放百姓活力与积郁的「安全阀」功能，反而会动摇「训民治国」的根本──「法度」与「礼典」。对他们而言，元宵节对正常的生活作息而言，不是一种调节，而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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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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