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中国诗歌（乃至文学）叙事传统的源头，必然要追溯到《诗经》。研读《诗经》原典和浏览古今学者疏解阐释《诗经》的著作，可以确认，《诗经》的许多篇章与周代历史有关；特别是《大雅》《小雅》，尤以《大雅·文王之什》中的《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之什》中的《生民》《公刘》等篇为著。它们涉及了周的始祖，叙述了周的建立、迁徙和发达史，堪称周的史诗或诗史。在此基础上，如果放宽眼界，还能发现，《诗经》中更多的篇章具有史诗或诗史的性质，甚至不妨以上述诸篇为基干，以《诗经》其他许多篇章为枝叶，构成史诗的大树或网络。当然，《诗经》史诗与西文的“epic”（史诗）有许多不同。但是，循名责实，上述诸篇无论就其内容（涉及周史、周代重要人物）、主题（题旨，往往涉及国之兴亡和民族根性的重大问题）、表现方法（以叙述为主，有很强的叙事色彩），还是篇幅长度而言，都无愧于中国式史诗之称。《诗经》史诗以诗歌形式表现历史，与上古的史官文化以及文字载录条件的有限有关。采诗以知民情，以口头演唱传播，将反映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视作史述的一部分，使《诗经》史诗得以成立。但《诗经》史诗毕竟是诗而不是实录之史，自具有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诗经》史诗与正规史书的记事，在关注点、切入点和叙述笔调上有种种不同，在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形象、批判政治邪恶和将叙事与情感表达结合的方式等方面均有其独特之处。根据叙事与抒情在诗中所占比重之大小，可将其排列成队并分出类型。叙事固然是史诗的基本要素，但作为诗歌，史诗的叙事总要包含不同分量的抒情，当抒情成分加强到某种程度，其所叙之事既远且淡之时，就形成一种具有边缘性、可以称为“主抒型”的史诗，它们应该就是后世咏史诗的先祖。
关键词：《诗经》；史诗；叙事特征；叙事类型
作者简介：董乃斌，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晋升为研究员，同时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4—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古代城市生活与文化叙事》《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合著）等。
《诗经》高居中国诗歌发生的源头，研究诗歌传统不能不从它开始。《诗经》之诗多与周代历史有关，特别是“二雅”中的许多篇章，堪称中国式史诗。由于前人研究成果颇丰，故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叙事视角，就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概括其叙事特征，分剖其叙事类型，或能有助于对中国诗歌“抒”“叙”两大传统的理解。
一、所谓《诗经》史诗
根据中国的情况看，所谓史诗，就是与历史有关且题旨较为重大的诗篇。若要再作一点说明的话，就题材言，所谓“历史”，是指比较重大的事件或涉及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就主题言，就是“题旨重大”，即诗篇具有较强较重要的思想性意义，往往与深刻反映民族的根性有关，或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长期传承有关；就体裁言，所谓“诗篇”，就是比较宏大漫长的篇章（文本长短没有绝对标准），当其产生之初，是诗歌乐舞以及一定的仪式和表演的交融结合。至于这诗篇是否一定要讲述某种故事，故事需包含多少情节，场面又要宏阔到什么程度，是否具有某种戏剧性等等，那是次要的。按此思路来看，《诗经》作品中确实是不乏“史诗－诗史”的。
《诗经》的现代研究者大多认为，《大雅·文王之什》中的《文王》《大明》《緜》《皇矣》、《大雅·生民之什》中的《生民》《公刘》六篇可称史诗。因为，它们篇幅较长，内容涉及周的始祖，周的建立、迁徙和发达史，涉及早期几代周王，特别是为周一统中原奠基的文王和举兵灭商的武王。说它们是周的诗史，理由是充分的。
西北大学已故的刘持生（1914—1984）教授，我早年曾忝为同事，有幸听其讲诗。后读其遗著《先秦两汉文学史稿》，深感他对《诗经》史诗的论述格外清楚，超乎常人，而却较少为人注意，故特稍加抄录标举。
他在该书《三百篇的现实内容》一节按时依体分析《诗经》内容，指出：“‘周颂’中有好几篇籍田社稷所用的诗，如《臣工》《噫嘻》《丰年》《载殳》《良耜》等，这些诗，都是说周人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又说：“‘二雅’是整个西周王朝从开国鼎盛一直到衰乱灭亡全部过程的纪事诗。其中有记述英雄事迹的史诗，有装饰贵族生活的礼仪诗，有反抗政治黑暗的讽刺诗。这里虽有初盛和衰微的区别，有军国大事与生活细节的不同，实际上是周人历史各个不同阶段真相的反映，都可以叫做史诗。其中第一部分最显出史诗的特色，一般人把这一部分叫做史诗。”
刘教授先依一般人之见开列记述英雄事迹的史诗的篇目，并作出说明：
《生民》《公刘》《緜》《皇矣》《思齐》《文王有声》《文王》《大明》《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出车》《六月》《采芑》。前八篇是记述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太伯、王季、文王、武王几个主要人物的事迹，并提到后稷母姜嫄、太王妃太姜、王季妃太任、文王妃太姒几个女性，及伐纣时重要人物师尚父等。后八篇则全是记述宣王命方、召诸臣征讨经营之事。东迁以前周室大事，略备于此。
在具体分析了上述诸篇后，他指出：“史诗是氏族制度解体时的产物，是氏族战争中英雄人物的传记，是氏族建国过程的实录。”
刘教授还论列“二雅”中的礼仪诗和讽刺谴责之作，特别是后者，如《民劳》《瞻卬》《召旻》以及《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我行其野》《何草不黄》等篇，指出它们反映了周政的朽坏腐败，民众的苦不聊生，与历史的实际情况关系密切。这样的讽刺诗、悲剧诗，同样堪称史诗。有了它们，诗的周史才比较完整。他最后小结道：“综上所述，我们便知道周人从开国到乱亡的整个过程，差不多都在‘二雅’记述之内。西周乱亡，雅诗便告终结，接着便产生了系统的历史——《春秋》。”
显然，刘持生教授的《诗经》史诗观是从作品中上古史实际出发的，既比照了世界史诗的情况，又明确站在中国文学的本位，而且他的史诗观是开放的、宏大的，因而他所举出的史诗篇目也比一般研究者为多。
沿着刘教授的思路，我觉得，若以“二雅”中上述诸单篇史诗为主干，而辅之以《诗经》中的其他相关作品，就能够构成一个史诗系列，一张史诗的网络。他上举的十六篇史诗，前十三篇出自《大雅》，后三篇出自《小雅》。其出自《大雅》的前八篇，并未按今存《诗经》的目录顺序，而基本是按诗中主人公的时代先后排列，从周的始祖后稷直到文王、武王；后八篇在时代上晚于前八篇，大体上到了宣王中兴之时，内容则主要是命方叔、召伯诸臣征讨经营之事，当然仍是东周之前的重要史事。以这十六篇为基干，西周史诗的主体就成立了。但《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章可以用来丰富这个系列。比如，想进一步了解周人农耕生产状况，有《小雅》中的《莆田》《大田》等篇，《七月》虽属《豳风》，亦不妨加入；想知畜牧发达的盛况，则可看《小雅·无羊》；想知道周人田猎的景观，《小雅·车攻》表现得很充分，《郑风·大叔于田》也可为一助；想了解周人的房舍建筑和室家之欢，可看《小雅·斯干》；想了解周人的祭祀礼仪，可看《小雅》的《楚茨》《信南山》等。又如，一个国家，一个王朝，不可能不经历战争，史诗也不能不写到战争，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除刘教授已指出的《大雅》的《江汉》《常武》和《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篇，还可考虑将写战争之苦的《小雅》的《四月》《北山》加入。而对西周日渐窳败的政治和昏君佞臣小人的揭露批判，除了《大雅》的《瞻卬》《召旻》《板》《荡》外，《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何人斯》《巷伯》也都很有分量和力度。一般来说，《风》诗的产生晚于《雅》《颂》，但《风》诗中的许多作品，像《王风·黍离》、《魏风》的《伐檀》《硕鼠》、《秦风·黄鸟》《陈风·株林》之类，也不妨作为《诗经》史诗大树的枝叶。它们多方面的描写咏叹，对历史中不同阶层生活具体而细微的写照，也就更多地触及周史，反映了民族生活和心理倾向，不妨成为主干史诗（或所谓史诗网络）的补充或附从。换句话说，若把《诗经》中那些与一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关涉的作品综合起来看，其实就能构成一部主干清晰、枝叶繁茂、内容相当丰富宏伟的上古大史诗。人们以前总为中国古代没有《伊利亚特》《奥德赛》类的史诗而感到缺憾，其实，《诗经》史诗就是中国式的史诗，只是与希腊史诗形式和风格有所不同罢了。除了史诗，《诗经》中还有很多反映两周时代各地民情风俗和民众心理的诗歌——这里姑且称之为生活诗吧。而其实，先民的日常生活虽不像灭商建国、军事征讨之类事情那么宏大重要，今日看来却也不失为一种历史呢。许多生活诗历时久远，也极有可能被发现具有了史诗之某些性质和价值。
《诗经》中有史诗，这首先是从现存《诗经》的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有古人的论述作支撑。最直接的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约前372—前289）这里所说的《诗》，是古代所谓圣王派遣人员从民间搜求来借以了解民情的歌诗，是《礼记·王制》所谓“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公羊传》何休注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作品。其数量应该比“诗三百”多得多。《诗经》的许多作品就是从这大量的民间歌诗中经淘选后留存下来的。孟子的说法强调了“诗”与“王者之迹”的关系，也强调了“诗”与“史”的关系。虽然在王者之迹未熄、诗尚未亡之时，列国多已设置史官，有了记史的行为，但那时的“诗”仍然是“史”的重要一翼，尤其是“诗”中表现的美刺讽谏倾向对“史”、对后世成熟起来的“春秋笔法”影响很大。所谓“迹熄诗亡而后《春秋》作”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指陈了“诗”在“史”系统发展起来之前，存在着一定的记史、补史作用的现象。当时，诗也好，史也好，主要都还靠口头语言流传存载，诗也就负担起史的部分职能。这些诗中既有“齐桓、晋文之事”，也含有孔子所理解（窃取）的“史义”，诗中有史、诗史－史诗的根源应该是在这里。后来圣王派人采诗之风消歇，以文字为载体的史述渐趋成熟，成为历史记载的主体，诗的政治负担减轻，“诗中有史”的硬性要求不再存在，诗与史开始分途发展，但诗与史的深刻因缘却再也不能割断，史诗与诗史，便成为中国诗学和史学缠绕交叉的永恒命题。
从文学角度论《诗经》史诗，人们首先看到的自然是它们的叙事性，叙事是它们最根本最显著的特征。这也就是研究诗歌叙事传统首先会想到《诗经》史诗的原因。上举那些诗篇的叙事性是无可否认的。问题是，叙事有种种叙法，它们的叙事又是怎样的？有些什么特点？与史著的叙事有何异同？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又有何关系？对后世有何影响？问题多多，需要层层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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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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