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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文化对话”还是“文化间对话”：厘清语境
进入21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和“奴隶之路”作为“对话之路”的两个项目几经沉浮和曲折，浴火重生［20］，在联合国系统促进和平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后续行动中一直被当作实践样板，尤其是在“国际文化和睦十年”（2013—2022）和“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2015—2024）等一系列国际对话进程中显现出强劲的活力。目前，这两个素有“旗舰”或“灯塔”之称的文化间对话项目主要由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社会变革与转型处文化间对话科和历史与记忆对话科两个部门分别主导，并在部门间共同行动中确保了跨学科研究目标和在地化实施效果。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上给予“对话之路”（Routes of Dialogue）专题的解释，说明了作为方法的“丝绸之路”直指当下并朝向未来的对话意涵及其深远意义：
纵观历史，各国人民通过艺术、贸易和移徙交流了文化经验、思想、价值观和货物。人类历史就是这些旅程的故事。当我们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也踏上了一个旅程——其目的地乃是为所有人的正义、福祉及和平共存而恪守的承诺。在这些相遇中，横跨整个大陆和海洋的每一位行者或各社区传递了他们的思想和习俗，教科文组织通过一系列项目为这样的相遇鼓与呼［21］。
教科文组织认为，“道路/路线”作为概念的提出，是以各国人民与各种文化的相遇为前提的，是知识、思想和“他者”的表述互相交流的结果，更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相互影响的写照。所有的“道路/路线”项目都突显了保持相遇和互动的动力之所在，而且最终表明文化间的交汇和互动过程是源远流长的（171 EX/40）。这一系列文化间对话项目所形成的智力成果、实践方略，乃至经验教训，印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及平等对话对于人类实现永久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也当有着借鉴意义。
2012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与教科文组织的“于人之思想中构筑和平”的目标高度契合。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即在“五通”的基础上发展出“五路”的目标。“和平之路”被置于首位：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而开放和创新则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经之路。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同样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得到确认：“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该《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便是“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势，加强并推动有关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对话活动，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所凝聚的对话精神，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显重要。
这里，我们还需要在“文化间对话”与“跨文化对话”之间厘清概念的使用及其语境。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认为，同化论、多元文化论和当前的“文化间性论”（interculturalism）都曾被建议作为可用于管理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渠道；而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十字路口上的文化间性：比较观照中的概念、政策及实践》则侧重于“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这一概念，一方面提供新鲜的学理分析、政策讨论和实践案例，另一方面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个案研究深入探索不同文化间的对话、策略及能力建设［22］。那么，我们回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上来看“民心相通”这一合作之本，基于“文化间性”的对话和交流当更为接近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在文化政策领域，我们应当在“文化间”（inter-cultural）与“跨文化”（cross-cultural或trans-cultural）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并在涉及“文化间对话”这一关键词时审慎表述。尽管“文化间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有助于“跨文化传播/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但需要在“文化间对话”与“跨文化对话”之间进行学理上的辨析和语用上的区分，毕竟用于文化政策领域的概念有其需要设定的语境和场域。联合国系统长期采用且一以贯之的政策术语正是“inter-cultural dialogue”（文化间对话），而绝非“cross-cultural dialogue或trans-cultural dialogue”（跨文化对话）［23］。两相比较，后者无疑带有“居高临下”意味，实则无益于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
文化间对话的确事关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建设。教科文组织于世纪之交在哲学、伦理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开展的“思想之路”项目已成果累累。举办各种研讨会并发行出版物，促进对下列情况引起的伦理问题进行跨学科和跨文化分析：全球化、平等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机会，并在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世界中共处；为致力于促进对全球伦理问题进行跨学科对话的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创造更多的接触与交流。在该计划框架内开展的活动，阐明了教科文组织一向的立场——动员国际级的研究人员和财源机构贡献力量，促进就各种世界性问题开展学科间和文化间对话。而术语的确当使用显然已成为我们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参与具体对话的过程中需要考量的一个基本维度，尤其是需要我们充分纳入古今中外有关“对话”的经验、思考和智慧，为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和旨在促进和平的对话伦理提供符合国际话语语境的“中国方案”［24］。
值得述及的是，近期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首次发布了来自199个成员国有关文化间对话的问卷调研结果，其中的相关数据说明：语境对于定义和应用文化间对话至关重要；文化间对话是社会凝聚力与和平的必要环境，有助于实现相关目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间对话对维护和平社会和预防冲突的贡献；文化间对话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多种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确保其实施的关键。而在促进和达成文化间对话方面，经济发展被归为最不相关的因素［25］。诚然，文化间对话确实是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因其必须建立在承认人类是一个整体并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承认人类文化多样性以及各种文明和文化具有同等尊严的基础之上。提倡平等、宽容、对话、共享、合作，正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教科文组织，抑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行动并取得成功。
“对话之路”系列项目的发起和持续性推进与教科文组织建设和平的使命紧密相关。因而，强调该组织在调动联合国系统内外所有利益相关方支持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间对话，以及建设和平文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对今天的国际社会而言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对话之路”系列项目立足于长期坚持的“文化间对话”的平等立场，并以其广泛的实践、经验乃至教训，凝聚了方法论和实践论价值，当为“一带一路”布局中的“民心相通”提供前鉴和思路，值得我们予以认真的关注、跟踪和研究。
近五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合作机制的成果文件之中，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截至2018年10月，已有108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6］，涉及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区。在此背景之下，重温丝绸之路给人类留下的“共同遗产”，我们唯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语），方能把握“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的进路。而如何充分开掘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学术潜力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间对话空间，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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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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