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评介

 

 

　　综上所述，在郑振铎看来，要认识中国文学的全貌，必须引入民间文学的视角；而要理解民间文学的特质，又必须把它放在文学整体框架中去观察。在这样的思路下，他尤其强调从正统雅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中来理解文学发展史。这最终促成了他民间文学研究中突出的“俗文学”研究取向，郑振铎也因此被概括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俗文学派”的代表［24］。

 

　　按照郑振铎的归纳，俗文学有这样6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大众的”，二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三是“口传的”，四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五是“想像力往往是很奔放的”，六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25］。

 

　　这些特征，基本上也是今天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所公认的“民间文学”的特征［26］。但是，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列举的“俗文学”的具体类型、文体与代表性作品，却又与这些特征之间存在着明显抵牾之处。至少，被他看作俗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以及《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中篇小说，就既不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也不是“口传的”。有研究者指出：“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阐述的关于俗文学特征的理论，实质上是将‘俗文学’内缩到‘民间文学’的范畴，而实践中对俗文学的处理，又是将‘俗文学’外化到‘通俗文学’的领域，同一概念的内缩与外化，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差距。”［27］而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时代认识”“研究方法”“占有资料”三个方面的“局限”［28］。在我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原因，还与以上下层的二元对立来划分文学形态的视角有直接关系。这种划分方法，集中于阶级属性而忽略了文学艺术内在的统一性，以之为基础的相关具体研究中出现种种龃龉在所难免。它实际上也反映了民间文学在学科范畴方面过于宽泛、散漫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郑振铎有关俗文学的定义中，“口传的”被视为一个重要特征，但它与今天民间文学领域所强调的“口头性”并不完全一致。郑振铎所谓“口传”，主要是指俗文学在成为“有定形的”［29］书面呈现形式之前所经历的流传状况，而民间文学学科所谓“口头性”，强调的则是民间文学本身常态的存在与传承方式。因此，无论在其有关文学一般属性的讨论还是在具体个案的研究中，郑振铎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写下来”的“俗文学”，“口传的”最多只能算这种文学“前史”阶段的形态，真正以口头形式传承和流传的语言艺术，也即今天学科分类中狭义的“民间文学”，始终没有进入他直接的观照范围。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框架，是依据书面文学的特征设计的，其中所涉及的“民间文学”，都是历代书面记录或创作的内容，并且都是按照书面文学的一般要求来安排它在整体框架中的位置。他有关具体民间故事、传说的多篇研究文章，如《老虎婆婆》《中山狼故事之变异》《榨牛奶的女郎》《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孟姜女》《螺壳中之女郎》《韩湘子》等，尽管篇幅不长，却均立足于故事类型学，在一种广阔的比较视角下展开讨论，既体现了作者涉猎材料之广博，又反映了其在民间文学类型与母题研究方面的敏锐性。然而，文中所用材料，都来自于古今中外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他自己或同人所采集的口头资料。这种取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前述郑振铎在雅文学传统上形成的学术理念，也就是说，他虽然力求从民间文学的视角来拓宽文学的范畴、改变文学的观念，但其立足点还是“正统”的书面文学所确立的标准；另一方面，又是其个人研究兴趣——即对书面创作或书面文献的情有独钟所致。事实上，对书面化的古代民间文学的重新重视和推崇，也是“五四”时期一批热心于民间文学的研究者的共同取向［30］。

 

　　由于是从上下层文学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以书面形式呈现的（广义）民间文学，郑振铎的“俗文学”所涉及的主要范畴，自然就集中在了钟敬文“文学分层论”所说的上下层之间的“中间层”，属于市民阶级的“通俗文学”之上。按照这种更细化的分层，文学被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而不是以往常说的上下两层。其中处于中层的俗文学，过去被笼统地认为属于文学二分说中的下层文学，但实际上，它与上层文人的创作和底层民众的口头传统都不尽相同，却又互相关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1］。从中既可以发现上层文学的深刻烙印，又可以看到民间文学的显著影响，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富生机和活力的文学形态。以它为媒介，不仅可以向上观察正统文人的书面文学，又可以向下理解底层民众的民间文学，在对从社会地位来看处于民族文学两端的两种文学予以分别观照的同时，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把上下两个阶层的文学连接起来，集中探究二者之间的冲突、协商与互动，以及这种协商互动对民族文学整体发展的推进作用。

 

　　作为上下层的交汇点，俗文学中往往突出地体现出不同思想的交互影响。对这一点，郑振铎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几十年来的威逼、利诱、蹂躏、扫荡的种种打击之下，大众文学是久已被封锁于古旧的封建堡垒里，其所表现的，每每是很浓厚的封建的农村社会里所必然产生的题材、故事或内容；充满了运命的迷信，因果报应的幻觉。对于压迫者的无抵抗的态度，对于统治阶级的虚华的歆羡，对于同辈的弱者的欺凌，对于女性的蔑视与高压；差不多是，要不得的东西占了大多数。”［32］

 

　　郑振铎褒扬民间文学本来的价值，贬抑其因文人学士而受到的歪曲，这种态度，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立场上对“纯粹民间”的想象，这几乎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理想化视角。鲁迅就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33］，“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34］。在这种认识中，“民间”被视为一个纯洁、高尚而完美的主体，只是由于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干预，其纯粹性、完美性才遭到破坏。事实上，这种浪漫想象，只是基于“他者”或局外人视角的一种建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完全独立的“民间”。所谓“民间”的或是“大众”的文学，不可避免要受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可能有一个相对独立、不受上层阶级思想“污染”的“民间”，民众当中也仍然会存在复杂多样的思想或观念，这些观念中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各种内容或因素，并不一定只是统治阶层“腐朽”思想影响的结果，而常常是广大民众在不同历史阶段适应不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经验总结——当然，结合数千年来民众及其文化长期受压制的历史，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始终弘扬的“民主”精神来看，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这种相对激进的褒扬态度，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存在着对“民间”过于绝对化的理解偏颇，但通过“归罪于”上层文化的不良影响，包括郑振铎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是清楚地看到了俗文学中存在的思想观念上的弊病和艺术上的不足，并在高度褒扬其对劳动大众及文学整体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价值的同时，对它做出了中肯甚至严厉的批判。这种态度，可谓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它既有助于全面认识民族文学的总体面貌，又必然有益于整个文学的健康发展。其中所体现的立足于高度文化自觉的积极反省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有关文化自信问题的讨论，也有着特别的启发意义。

 

　　在写于1938年春夏间的《民族文话》中，郑振铎曾这样说过：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们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里的，以浅易之辞复述出来，当不会是没有作用的……我们将在这往昔的伟大的故事，不朽的名著里，学习得：该怎样为我们民族而奋斗。气节、人格、信仰乃是三个同意义的名辞，坚定、忠贞、牺牲乃是每个人所应有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35］

 

　　诚挚、深厚的爱国情怀可谓跃然纸上。可以说，这种自“五四”以来养成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主主义立场，是支持郑振铎以及同时代许多研究者在民族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持之以恒地展开民间文学探索的根本动力。

 

 

　　［1］参见简涛：《德国民俗学的回顾与展望》，见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下册，第808—858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Juha Y.Pentikainen.Kalevala Mytholog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itva Poom,pp.248-249.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3］［30］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第108页，第140页，第104—14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9］参见钟敬文：《“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353—369页，第353—36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参见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第157—1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7］［1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1页，自序第1页，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8］［11］［19］［25］［29］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页，第1—2页，第3—4页，第2—4页，第3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0］钟敬文曾指出，民间文学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是指民众的口传文学，广义的还包括书面形式创作和流传的唱本、通俗小说、变文等。钟敬文：《关心民间文艺的朋友们集合起来》，见《民间文艺谈薮》，第1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14］［15］［18］［32］《郑振铎文集》第6卷，第188页，第290—291页，第291页，第293—297页，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参见朱光潜：《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134—14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352—35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刘守华：《汉族史诗〈黑暗传〉发现始末》，《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3日；杨利慧：《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神话——倭纳及其〈中国的神话与传说〉》，《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7］《郑振铎文集》第4卷，第3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0］参见钟敬文：《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85—10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1］郑振铎不仅同国内民间文学研究者保持着密切的互动，而且经常关注国际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曾翻译出版了英国柯克士（Cox）所著《民俗学浅说》等著作。参见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390—39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刘宁：《雅俗张力中的“俗文学”——读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

　　［23］参见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24］参见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390—39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例如，钟敬文认为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等特征。钟敬文：《民间文学述要》，《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15—2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7］［28］黄永林：《郑振铎与民间文艺》，第66页，第66—7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1］参见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第1—1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马昌仪：《钟敬文与民俗文化学——访谈录》，《文艺报》1992年3月14日。

　　［33］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鲁迅：《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6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郑振铎文集》第五卷，第48—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