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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民俗学”试图在日常生活中还原民众作为自由人的先验条件，把民俗学关注的重心转向民俗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这一观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自觉性，然而，它对启蒙理性的应用，对国际民俗学“实践论”转向的判断，对民俗学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评述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
关键词：理性；自由；实践；实践民俗学
作者简介: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北京100024)。
自“实践民俗学”的旗帜被树立以来，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俗学者都对它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方面，大部分民俗学者囿于某种被建构起来的学科边界及学术陈见，不肯越雷池一步。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对于“理所当然”的学术传统不加追问，只知道眼前的苟且，不知道还有诗与远方；另一方面，实践民俗学者的关键概念、知识谱系、话语方式、问题意识等迥异于传统民俗学，而他们“传经布道”的通俗化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因此，“实践民俗学”至今仍然没有获得它应得的关注。
从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实践民俗学”是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毅然决然地要与传统民俗学(户晓辉教授称之为“经验民俗学”)相决裂。这种势不两立的决绝态度让少数传统民俗学者深感惊愕；惊愕之余，又不免觉得这些实践民俗学者不过是“21世纪的唐·吉诃德”，既疯狂得可以，又可爱得出奇。这种直觉与印象似乎并不完全是错误的。户晓辉教授与吕微教授的确有些像唐·吉诃德，比如，他们坚守着某种高度的道德原则，体现着某种无畏的精神，怀抱着高尚的理想，公开表达对自由、平等、正义的信仰，对事业的忠贞(当然，在唐·吉诃德那里，是对爱情的忠贞)；但是，他们又与唐·吉诃德截然相反，因为他们并非神志不清，他们的行为既不疯狂更不可笑。相反，他们坚定而忠实地强调“理性”“自由”等启蒙主义的价值理念，向往彻底的民主与法制。因此，准确地说，他们是高扬“理性”价值的唐·吉诃德。反过来，在实践民俗学者看来，实证的经验民俗学似乎总是显得鄙陋不堪，鸡零狗碎，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经常是在从事一些经不起推敲与论证的、可有可无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工作；那些自鸣得意的经验民俗学者仿佛“快乐的小猪”或者“迷途的羔羊”一般，缺乏理性地反思的能力，甚至完全不知道“自由”的价值理念与民俗学可能有什么关系。面对少数固执的反对者与大多数冷漠的沉默者，实践民俗学家大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悲壮感，然而，也许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而自矜的实践民俗学者还应该自问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近来，户晓辉教授的专著《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正式出版了，这是作者与吕微教授努力倡导“实践民俗学”多年以后，努力把它应用于理解家乡、亲友与自我之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项学术实验，也是对“实践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予以更全面、更系统地阐释的一次理论尝试。这种寓理论讨论于经验描述的实验性写作模式，给读者清晰理解“实践民俗学”的哲学基础、核心理论、学术价值及其终极目标提供了方便，也为深入反思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史、理论预设以及未来走向辟出了新途径。
质疑与辩难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实践民俗学”的思想观念正在通过少数民俗学者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而渐渐清晰起来，并在小范围内获得了一些影响。*在户晓辉教授的新著出版之际，本文试图对其“实践民俗学”的理性主义主张进行批评，努力说明当前国际范围内的“‘实践’民俗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
一、“愤怒的”实践民俗学家
为什么说“实践民俗学家”是愤怒的？因为他们对于国际民俗学的学术发展历程感到不满，也因为他们对中国民俗学家们“忘记初心，辜负使命”的盲从与沉沦感觉忿恨，根本上则是因为他们对于自由之车的两翼——民主与法制——在中国未能深入贯彻感到痛心。在他们看来，人的本质就是追求自由；生命、自由与幸福是人类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组成部分被屏蔽于学术研究之外，这难道不是令人愤怒的事情吗？对于“民俗学”这样一门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学问来说，忽视“自由与民主”这样一些先验的伦理问题难道不是不道德的吗？因此，户晓辉教授说，“民俗学家已经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基于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哲学理念，实践民俗学家的第一项任务是“正本清源”，要让被埋没已久的“初心”与“使命”重新显现出来，具体来说，就是要批判“经验实证的民俗学传统”与“某些后现代的民俗学倾向”，证明它们“终归是迷妄，不能得究竟”。
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户晓辉教授认为，现在所谓“民俗学”(他认为其本义应是“民学”)的学科称谓其实是一种“误译”，而这一“误译”的灾难性后果是“民”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被作为民俗学实践的主体。在科学化的学术潮流中，“民”只是作为被认识的对象，其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却被忽视了。站在“实践民俗学”的立场来看，那些先设定问题，然后去田野寻找信息和答案的经验民俗学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在逻辑上已经把民众当作了“客体”而不是“主体”，当作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这样的研究并不具有头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相反，“实践民俗学不仅要看见民、发现民，还要把我们多年来一直未能踢出的临门一脚踢出去——重新还原日常生活的目的条件，并在其中看见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户晓辉教授“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论证从“俗”转向“民”，从“经验实证范式”转向“实践理性范式”的正当性，试图因此返回民俗学实践理性的起点，彰显民俗学“当初”所立下的鸿鹄之志。从更深层的逻辑来讲，“实践民俗学”认为，既然学者与民众都是“人”，那么，民众的不解放和不自由就意味着学者的不解放与不自由。“实践民俗学”要求直接面对学者与民众在交互主体意义上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即“人的自由的问题”。
第二，既然“人”及其自由才是“实践民俗学”的最终目的，那么，“实践民俗学”不仅不能赞同经验民俗学的那种实证的、归纳的研究方法，而且根本不屑于仅仅关注那些已然的、实然的经验事实、行为事实，而是把关注的重心转向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因为“我们提出的实践民俗学，不是指一般的实践，也不是指基于任意意志的实践，而是指基于自由意志的实践。因为基于任意意志的实践仍然是外在于实践理性的、不纯粹的经验性的实践；只有内在于纯粹理性的自由意志的实践才是内在的实践。”*基于主体外在的与内在的局限性，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行为事实常常并不是合意的，与实践民俗学家们关心的“自由”的概念不相干，现实中，“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但是，人的自由意志是向往更加完美的、合意的人生的。所以，自由的实现经常并不是在过去的日常生活中，而是在面向当下与朝向未来的理想的生活观念之中。因此，在实践民俗学家眼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第三，基于康德的道德哲学，户晓辉教授坚信：普通人先验地具有行为的道德意识(比如常识感、公平感与正义感)，实践民俗学家的工作只是去发现并还原普通人的道德意识，并把这种道德意识的目的条件清楚地还原出来，尤其是要把其中的“理性目的”还原出来。换句话说，“实践民俗学”重新设定(户晓辉教授宁愿说“重新发现”)了民俗学的学术任务。既然“实践民俗学”试图研究的是通过理性就能够认识的实践知识，那么，实践民俗学家有理由强调“理性”而不是“经验”的重要性；既然还原实践行为的目的条件并不必然需要借助田野经验，相反更多的是要借助知识储备、阅历、视阈和判断力等主观条件，以及时间上的契机等，那么，实践民俗学家们就把“田野”转向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验实证意义上的田野不适合实践民俗学。”*“所以，我天天宅在家里，就已然在田野之中了！”*
第四，“实践民俗学”是一种伦理学与政治学，它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中国社会确立以理性公识为基础的道德行为和社会制度。“在中国，无论搞什么研究，都不能对如何让我们过上好生活的那种政治不闻不问”*。可是，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户晓辉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需要努力传播才能进一步深入人心，民主思想与法治观念仍然需要深入彻底的理解与践行。总之，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更需要“实践民俗学”，更需要实践民俗学家强化与彰显日常生活的目的条件与基本前提，更需要民俗学者去努力推动以现代公识为目的条件的日常生活政治制度实践。
当然，最让实践民俗学家“愤怒的”的是中国人向来缺乏理性地思考与辩论的能力这一基本事实，“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活动中，我们习惯的是争吵而不是真正的论辩或论证”*。所以，对于他们重新提出的学科使命，实践民俗学家既不能不乐观地相信“未来”与“将来”；又不得不悲观地面对“向来”与“从来”，颇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在里面。
高扬“理性”旗帜的实践民俗学家认为：人们对于他们的问题，至少在原则上，在任何地点与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凭借“理性”来解决；而这些解决的办法因为是“理性”的，因此不可能产生彼此之间的冲突，最终只会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真理将会流行，自由、幸福与不受妨碍的自我选择将向所有人敞开。人类将从蒙昧与野蛮的迷雾中走出来，最终获得自由与解放。总之，实践民俗学家们高唱着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谱写的歌曲，扛着“自由、理性、民主”的大旗迎面走来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理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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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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