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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俗学本土化的双重短板
前文已经指明，民俗学学科转型与民俗学的本土化实践是民俗学学科发展的一体两面，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也是共生的，本土化实践需要全面、深入地把握国外学界的前沿研究动向，需要积极与国际学界交流对话，在国际化的基础上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黄宗智曾提出以本土经验对话西方理论的三重境界：一是“以西方的理论来认知自己的社会”，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西方理论进行检验、批评与修正”，三是“以本土文化观统领西方理论来认知自身，跟西方理论进行对话”。王处辉等人以理论创新为本土化的目标，提出本土化的三个阶段应是首先挖掘具有理论潜力的学术概念，继而由上述概念建构逻辑紧密的命题，然后通过上述命题搭建理论体系，由此路径实现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的并重，从多维度的学术对话中探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行动与思想的真逻辑。谢宇概述了有关本土化的讨论，认为本土化主要包括议题的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本土化等三重范畴，并且指出，研究议题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学术的贡献和原创性应该由学术同行来评价，应该有助于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而不只是对中国学界有所贡献。反思国内民俗学界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民俗学本土化在本土建构与国际视野上存在着双重短板。
所谓本土建构的短板，即本土概念建构的无意识性。本土化不仅仅要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方法，同时要在本土情境中有所发展和创新，更需要能够经由学科转型而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概念和解释框架，并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本土化的指向在于为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做出相应贡献。如何从本土情境中使学术研究能够有所发展，这是民俗学学科转型与本土化面临的又一挑战。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曾指出，要解释中国文化的特征，需要利用中国文化自身提供的土壤，中国的学术需要从本土生长，建构出自己的概念、理论和解释框架。但是，当前中国民俗学界在本土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与阐释等方面成果并不多。大部分研究或直接套用外来概念解释本土文化事象，或对本土概念建构无意识，没有足够强烈的理论生产、反思、对话的意向与关怀。万建中曾指出，民间文学研究在“拥抱西方现代理论的同时，忽视了本土理论的魅力”，从本土的学术实践中提炼出的诸如“立体描写”和“生活相”之类的关键词没有得到着重阐释，未能成为审视民间文学的一种观念、立场及衍生为研究的一条路径。其实，中国民俗学有着丰厚的本土资源，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形成扎实规范的研究成果，并抽象出自己的学术概念，不仅能与我们处于相同文化圈内的邻国进行交流和比较，也能为早已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西方国家的民俗学研究提供参照。
所谓国际视野的短板，即国际视野不够深、广、新。本土化需要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才有实质意义，要不然就会成为自说自话，成为“伪本土化”，对于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没有真正的帮助。当前中国民俗学界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视野不足，缺乏对国外民俗学发展情况的足够全面和及时的了解。一方面，我们对这些国家民俗学研究动向的关注比较迟滞，并不能准确、及早地把握这些国家最新的研究议题。对国内许多民俗学者而言，提及国外民俗学，无非就是日本、德国、美国、北欧，说到美国就是表演理论与口头诗学，说到德国就是民俗主义与图宾根学派，对北欧民俗学的了解一度还停留在科隆的历史地理学派上。王杰文曾以编年谱的形式系统地梳理了1972-2010年间北欧民俗学的问题意识，从中可以发现，许多中国民俗学界正在讨论的话题，北欧民俗学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了。但是，国内民俗学界像这样能够系统梳理国外民俗学发展情况和问题意识的学者非常少。另一方面，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的认知面非常狭窄，比如国内学界对俄罗斯、韩国等邻近国家的民俗学研究知之较少，而对诸如东欧、印度等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动态则近于一无所知。此外，国际视野的短板还表现在对国际学界的概念、理论掌握得并不够深入，有的研究者在借鉴国外理论时对其适用性未加仔细考察，且利用理论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能力有限。以表演理论为例，美国民俗学主要关注口头文学，这一理论确实推动了美国民俗学界结束真伪民俗之争和研究取向的转变；但我国有的学者在套用时，忽视了理论本身的产生渊源和适用边界。而对民俗主义的引入也是如此，一些研究者对这些理论和概念的借鉴、应用还停留在比较表层的水平上。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者对这些理论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还不够，相应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训练也需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的本土化离不开国际化，要在全面、及时地把握国际学界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学理脉络的基础上，为国际学术界的知识生产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目前国内民俗学界整体上国际视野比较缺乏，这是民俗学本土化亟须克服的问题。
五 民俗学本土化的路径
推进民俗学的学科转型和学科本土化实践，将民俗学建设成为一门关注当下的“现代之学”，需要扎根现实，要依靠扎实、细致的研究来不断推进问题意识的更新和理论概念的建构，也需要关注现实中鲜活的民众生活和时代特色，进而把握社会文化的变迁。具体来说，民俗学学科本土化建构的实现还有赖于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一、民俗学需要超越本学科独特的知识生产，努力构建与其他学科相通的话语体系和学术共识。与相邻学科相比，民俗学在学术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对社会文化的解释力不足，在相邻学科之间发言权也比较弱，经常被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为是只有描述没有理论的资料学科。民俗学不能为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拒绝与其他学科交流，或者只接受自己熟悉的研究范式；而应该主动向相邻学科学习，保持与其他学科相同的发展节奏，吸纳其他学科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且及时更新自己的理论，强大自身，也为相邻学科贡献自身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理论方法。同时，民俗学一直都关注其他学科并不关心的边缘部分，本身就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而也特别需要与相邻学科建立联系，共同建构跨学科的共通的知识与话语。这样既能避免民俗学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自说自话，同时能为民俗学在学科体系中争取到更多的发言权。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跨学科的沟通与融合同样有利于拓宽研究者视野和研究领域，促进各学科之间方法论的相互借鉴和创新，还有利于理论创造和领悟力达到理想境界。
二、民俗学需要着力弥补国际视野短板，加强学术的国际对话。针对当前的国际视野短板问题，国内民俗学界在学科本土化实践中需要拓展国际性学术交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不仅是从国外引入概念、理论和方法，及时地了解国际前沿研究的动态，也包括如何与国际学界对话，如何将中国学者在中国社会中的知识生产反馈给国际学界。董晓萍和瓦尔克（ülo Valk）在总结回顾当代欧洲民俗学者们开展国际化研究的经验时，提示了跨文化的研究和国际化交流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直面他者和正视异质化时代的国际性对话，汇集不同国家的学者，能够“创造国际现场的、共时性的学习氛围，让自我与他者共处于异质化的问题中，彼此解释各自研究政治文化和民俗多样性的经验，更清楚地认识自我是谁，他者是谁，然后回去加强民俗学的本土化研究”。
总之，本土化是民俗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中国民俗学要通过本土化实践转变为朝向当下和未来、关注社会生活、能够为世界知识生产做出贡献的现代民俗学，还面临着重重问题，有待于学术共同体的继续努力。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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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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