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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在与过去：遗产保护的时间性
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遗产概念及其实践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时间性,即其作为当下实践但在本质上又与过去时间相关联,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对过去和现代的时间划分的结果。正如美国民俗学家芭芭拉·科尔申布拉特-基布列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所言,“遗产是当下一种求助于过去的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受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批判反思人类学学术史时提出的否认同时性(the denial of coevalness)启发,科尔申布拉特-基布列特把时间性看成文化遗产的关键特性,指出遗产实践中体现着时间上过去与现在的特殊关联,呈现出现代化构建出的当代时间中的多重并置:
遗产的超文化属性(metacultural nature of heritage)的核心就是时间。历史、遗产和惯习之钟的非同时性(asynchrony)和事物、人和事件不同的暂时性在当代性和同时代性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a tension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and the contemporaneous),正如上文所论,产生了一种逐渐消失和消失殆尽的混乱(a confusion of evanescence and disappearance),以及一种悖论,也即:拥有遗产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这正是全球遗产事业得以可能的条件。
众所周知,民俗学作为学科起源于现代化进程,起源于现在与过去在时间上看似连续实则是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构建。而遗产的概念及其相关实践亦产生于同样的历史过程,带有现代性的烙印。阿斯特丽德·斯温森(Astrid Swenson)用详实的史料展示、比较了遗产的概念及相关实践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叶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它表现为各民族国家身分形成时对民族文化起源的探求,也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世俗化过程中宗教的位置相关,更体现为19世纪中叶开始的各种世界博览会与展览中的历史性展品的流行。在这样的过程中,遗产成为民族文化身分的体现,但其展示与保护实践又始终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兴起阶段中各国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国际竞争相关,显示出国际性的背景,这也成为战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推动的国际性遗产保护的先声。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遗产概念,与同时期形成的人类学和民俗学一样,对全球历史和文化持有单线进化的观点。欧洲文明被置于历史的顶点,其他文化的成就被从其各自的脉络中抽离出来,分门别类地列入线性的历史排序中。文化被条目化(itemized),被按照某种超越其具体语境的分类方式归类、排列,构成一种超文化的清单(list)。任何的排序都需要一个分类与编排的标准,在这里,时间,启蒙以后被普遍化和抽象化的时间,成为最基本的分类线索。费边指出,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时间是线性的,是神圣历史的媒介,而异教的时间是循环的。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发明一种新的线性的时间,而是把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时间世俗化,把这种时间泛化和普遍化。线性的普遍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已出现,到启蒙时代得以迅速发展,这也成为人类学的基础。民俗学也一样,这是学科起源时期历史起源研究占主流的根本原因。
以这种线性的时间观为基础的全球文化历史的排列在时间上具有两个颇有意味的特点。首先是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遗留物的概念。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mett Tylor)的遗留物概念深受英国民俗学早期的古物概念(antiquity)的影响,而无论是表述为古物还是遗留物其基本的特点就是认为这些现象虽然当下存在,但是其意义和价值从本质而言并不属于当下,它们是“污损了的历史,或者是逃离了时间沉船的一些历史遗迹”,它们“只能处于毁坏的状态,它们象征着缺席、衰退与损失,构建并强调着过去与现在的鸿沟。”遗留物是过去生活留下的破碎残片,其价值在于构建过去的历史。它们作为现在和过去相关联的物化呈现,展示出一种特殊的时间性,也即它们是过去与现在时间的混合与中介。在民俗学学科上世纪中后期转向研究当代实践之前,可以说,民俗学整个的学术对象就是这种看似当下存在但本质属于过去传统的遗留物,所以民俗学才是一门面向过去的历史学科。第二个特点,就是费边所指出的在全球文化线性排序的体系中表现出的非同时性特质。费边认为,从人类学学科伊始,其话语实践就使学者和他们的学科对象——那些在田野中和他们身处同一时代的人———被界定为原始人、野蛮人这样的文化他者,因而处于不同的时间之中,后者的同时代性被学科话语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是一种持续和系统化的倾向,即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置于与当代的人类学话语生产者相异的时间中。”正是这种非同时性的本质,使民俗学和人类学在很长时间内对世界文化的分析排序本身成为一种不平等的权力话语体系的话语实践。
其实,这两个特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费边的批判指出了:遗留物概念背后人为的非同时性及其体现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遗留物被赋予的特殊历史价值正源自其被话语构建出的非同时性和被遮蔽而模糊的当下性。
整体而言,从欧洲开始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实践也处于同样的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知识话语体系中,体现着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复杂的时间性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遗产的完整价值在于过去的历史之中,我们今天面对的存在是历史过程已然结束的结果,所能做的只是保持原样或者说尽量减缓时间流逝侵蚀的烙印。从对象的时间和当下的关系来看,“1972《公约》”至《建议案》无疑体现出这种非同时性和遗留物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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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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