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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禁不绝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句世人皆知的古诗，以唐人的明快直白，凝练地道出了从西土传入并生根发芽的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升降起伏，此一时彼一时的宿命。连佛教这样在我们国家多少有些脸面的宗教都不能免其尴尬，在民间传衍的、身体力行也“乱七八糟”的早就被孔老夫子称之为“怪力乱神”的宗教信仰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数千年来，除“怪力乱神”外，这些民众践行的宗教信仰——乡土宗教，被不同强势群体贴上过“淫祀”、“迷信”、“弥散性宗教”、“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文化”、“民俗”、“传统”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种种性质不同的标签。但是，无论他者因什么名目给民众践行的宗教贴上何种标签，紧紧附着在大地并与之相依为命的乡土宗教始终有着野草般倔强的生命力。
食于人者的治人者总是会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对关涉并支配人们言行的信仰进行不同的界定、规训、整合。原本被视为异端或者仅仅是在小范围内盛行的文昌、关公从偏安一隅逐渐获得正统地位，并象孔老夫子一样，不停地被历代统治者加封，而且追封到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几乎是“掘了祖宗八代的坟”而重写家谱。后来成为海神的妈祖也大致经历了类似的生命旅程，由人而神，由神而人，神人一体，还有了“天后”的别称。今天，在一水相隔的海峡两岸，其香火灵验、红火远胜于昔日。这些神灵的命运，很有些类似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也是今天国人向往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朝选在君王侧”而风光无限的生存模式。
但是，象关公、文昌、妈祖这样，其他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并深深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众多神、仙、鬼、怪都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曾经在华北大地相当盛行的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一说兔子），即“胡、黄、白、柳、灰”之“五大门”，江南盛行的五猖（五通）等信仰在主流话语的信仰体系中始终都是“下三烂”，是“主人”眼中“下人”的玩意儿，是地地道道的“淫祀”，愚昧、野蛮还低贱。近代以来，在本土的主流学术中，北中国的萨满教，南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放蛊”，藏区的苯教也基本是在边缘。
随着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开，在对西方利器崇拜的同时，利器背后的文明和文化也被国人推崇，并有着不容质疑的“科学”、“理性”、“民主”、“先进”之类的光环、光晕。在不少知识分子和当政者那里，西方文明长期片面地成为衡量、评判传衍了数千年且迥异于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的量标，并将其视为改造中华文明的“上方宝剑”。但是，中国这个“历史基体”并非惟西方马首是瞻，亦步亦趋，而是在延续本土既有传统的同时，“固有的展开”。这肇事于洋务运动，经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推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以成气候和规模，并在理念上影响到1949年后的多次运动，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革文化的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彻底的“破”。
在这种语境下，包括以敬拜为核心的庙会在内的诸多民间信仰、乡土宗教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封建）迷信”和“愚昧”的代名词，每况愈下，至少也是自惭形秽的“原始”、“落后”。承载绝大多数中国人乐于敬拜的偶像的大小庙宇率先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可以遮风挡雨，捣毁了神像后的庙宇也就成为坚信自己正确的不同年代的精英们随性涂鸦的“空的空间”。原本与神像一体的价值理性、内价值、敬畏、神圣和随之而生的禁忌消失殆尽。
在《劝学篇》中，洋务运动的中坚张之洞就明确地提出了“庙产兴学”。他款款情深也思维缜密地写道：
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能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为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兴，中华乂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改为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为改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
新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也急迫地颁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神祠存废标准》、《严禁药签神方乩方案》、《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和《取缔以党徽制入迷信物品令》等一系列法令。这些律令试图清晰地区分宗教与迷信，从而取缔后者，欲坚决破除“锢蔽民智”的陋习，避免一个民族在“文化日新，科学昌明之世”腾笑列邦的命运。在五四运动后不久，智识界就有数次关于宗教的大争论。和“打到孔家店”一道，破除迷信、陋习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基本济世情怀和创作主题。如是，各色精英发起、倡导的“庙产兴学”运动在1928年达到高潮。1929年，江苏大学教授邰爽秋还编辑出版了《庙产兴学问题》一书。
这些写在纸上的法令确实规训了人们的生活。几乎在整个20世纪，一个人是否敢于进庙捣毁神像——不会说话的泥巴老爷，成了一个人是否先进，是否科学，是否革命的象征。当然，这至少是一个人革命，也是先进、文明的政治姿态！
年轻时的孙中山就曾经是这样的代表。鲁迅也塑造了吕纬甫这个到“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的经典形象。根据何柏达的调查，1940年代初期，在江西安远县任赣南行政督察公署专员的蒋经国曾亲自率先斧劈安远城隍神像，以激励下属捣毁神像的勇气。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老将们更是有恃无恐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些不同阶段的行动、运动都取得了辉煌战绩。20世纪30年代，李景汉等人就曾记录了河北定县东亭乡村的毁庙情况。光绪8年（1882）到1928年，62村被毁的331座庙宇中，民国以来毁掉了259座。其中，民国三年毁掉了200座。
在我能记事的1970年代，川北剑阁老家槐树地和槐树地方圆二十里都看不到庙宇。但是，老家的老、中、青三代人和直至今天“哇哇”学语的小孩都还会说这方圆二十里内的“龙王庙”、“尖庙子”、“坟坝子”、“碗泉庙”、“东王庙”、“朝阳观”、“木盖寺”、“开封庙”、“锦屏寺”、“白鹤寺”和“回龙观”等地名。长期在那些山村存在的这些中心地、乡村景观、地理坐标，如今成了空洞的言语。其背后的传说故事、事件、热闹红火和承载的先人们的历史、文化与思想，则渐渐远离我们这些后人。有着灵魂，并让众生因敬畏而亲近、相依为命的大地，成了千疮百孔的泥巴、索然寡味的尘土。原本情义浓浓的“圣山灵水”沦为孤情寡义的“残山剩水”。
这使得我们这些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现代教育制度下成长的“新人”尽管熟悉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但对故乡却没有了老人的眷恋、缠绵与皈依感，而是为终有一日老死故乡担惊受怕，义无反顾地渐行渐远。“根”之故乡也就在前行中迷失。“残山剩水”终至落魄为无情无义的“剩山残水”。体格健壮但灵魂寂寞、无主的我们，真正地成为浪迹天涯、行囊空空的游子，甚或于在雾霾深深的技术世界中，疲于奔命，心甘情愿、百折不回地算计着功名利禄，为成为房奴、车奴、官奴、钱奴而沾沾自喜。
在槐树地方圆十公里，父亲是颇有名气的“读书人”。受“不语怪力乱神”的他的影响，很长时期我都孤傲地远离塑像与村庙。当我有幸在华北的乡村——梨区奔走数年，置身于悠扬的唱诵经文（当地人俗称“念佛行好”）的声音中、震耳欲聋的鼓声中、呛人的香烟中、简易的神棚中时，我才发现乡野庙会远远不是“迷信”两个字所能涵盖得了，能够一言以蔽之的。
千百年来，统治者欲驯服、收编或消灭的乡土宗教能够一直传承，自有它的生机所在。经过冯骥才等人的大声疾呼与身体力行，木板年画、剪纸等民间有形的东西乃民间文化，是应该抢救和保护的民族文化遗产基本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并在随后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了自己固定的坐席。这固然令人欣慰！但是，如果仅仅是将这些东西写进各种名录，堆放进博物馆、展览台，扫描、编辑成书，摄像后做成金属碟片，而不走进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看它们在老百姓生活世界中的意义，看到它们对千千万万仍在乡野生存、忙碌的民众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维系，那么我们或者永远都会离这些形式上固化的民间文化很远很远。原本活态的民间文化，依然只是风干的僵尸。
实际上，简单的归类为艺术的年画、剪纸、花会等原本都有着宗教的内涵！不仅仅是已经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京西妙峰山庙会、上海龙华庙会、广东佛山祖庙庙会，其他众多行政级别不同的所谓“口头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多少都包含着离经叛道的，有些不合拍的“迷信”成分？
因此，把自己在乡野庙会现场的见闻、所思、所感写下来，或者能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打量活态且生机盎然的乡野庙会，而不仅仅是给乡野庙会贴上“迷信”与“愚昧”、或“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何一类标签！同时，我也试图为全面认知中国乡土社会的宗教提供些许鲜活的资料。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亦遵循学界书写惯例，本书对华北乡村的部分地名和人名采用了化名，请勿按图索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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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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