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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
当代中国城乡的生活革命，导致普通民众的“衣食住用行”均发生了极大变化。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电视、沙发、摩托车等等，都先后进入了山村边寨，它们引起的发展和变革远不止是传统民具的衰落，更是民众物质生活的升级换代。中国民众所能够享有的物质文明，在近数十年间是如此迅猛地得以提升，其速度和规模可谓前所未有。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人们对于旧家具、老物件的淘汰颇为彻底。如果我们不把民具局限于乡村的生活用具和传统农具等，那么，城市里的民具流失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无数乡民进城、无数市民乔迁新居，他们的家具器用总是追求焕然一新（犹如20世纪80-90年代，现代风格的大小立柜迅速地取代了传统的箱柜家具组合一样），故除了极少数看起来“值点钱”或有点艺术性的进入了旧货古董市场之外，绝大多数均被扫地出门、沦为了垃圾。慢慢地，旧物件损坏之后已不再需要修理，所以，修钢笔的、修手表的、弹棉花的和补锅的匠人们，也就从当今的社会中逐渐地销声匿迹了。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1990年代以降的“一次性消费”打破了长期以来民众“惜物”的价值观，这固然促使物质文明快速发展，却也导致一次性筷子、纸杯和塑料袋等垃圾的成倍增长。
由于民具实在是过于俗凡，人们对于它的留恋远远达不到要去惋惜或珍藏的程度。诸如，自来水系统确立之前的水缸、水桶、水瓢；已经被铝蒸笼替代的竹蒸笼；城乡居民做饭和取暖时用过的风箱、火盆和火钳；爱美人士的假衣领和用来去除虱子、头皮屑的篦子；被电熨斗取代的火熨斗；被一次性纸巾取代的手绢；因电灯的普及而不再使用的油灯、马灯、手电筒；被计算器或手机替代的算盘；被电子游戏取代的陀螺、铁环、滑轮车、万花筒和跳皮筋；被室内卫生间取代的马桶、痰盂；被洗衣机取代的搓衣板；被“席梦思”替代的木板床及传统棕垫；被小推车取代的摇篮、站桶和母亲背孩子的竹背椅等等。除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器物用品，像油印机、红宝书、军挎包、石膏像、收音机等等之外，还有铝饭盒、回力鞋、油纸伞、蚊帐、暖壶、热水瓶、鸡毛掸、缝纫机等，不知何时就悄然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有当更为宽泛的民具概念的意义被更多的人们体味到，这些曾经的俗凡之物的价值，这些能够反映民众生活史细节的器物，才有可能被重新认识。有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甚至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选择遗忘它们，但其在过往生活中的意义却非常重要，可以成为时代变迁和生活革命的指标性物件。例如，在1990年代前后纸尿布、纸尿裤和卫生纸传入之前，中国广大城乡曾经广泛使用过“尿布”和“月经带”（卫生巾），现如今，卫生纸已经取代了旧式的卫生巾，纸尿布也正在向乡下迅速普及，纸尿裤还越来越多地用于照护自理能力衰退的老年人。不言而喻，正是这些新的物质文明的产品，极大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乃至于个人卫生的水准。
如果扩大视野，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其实是处于更为广阔的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大规模和大面积提升的全球化物流事业的延长线上的，某种意义上，中国物质文明的更新换代既是它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追求美好生活之持续不断努力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对中国古代传统器物的继承、创新和扬弃，更有对海外器物的接纳、利用和改造。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伴随而来的就有各种西洋器物，这其中既有日常用品，诸如肥皂（洋碱）、火柴（洋火）之类，也有各种近距离（马车、人力车、自行车之类）和远距离（摩托、汽船、汽车、火车、飞机之类）的交通工具，还有通讯设备（诸如电报、电话之类）、文化娱乐（照相机、魔术、电影之类）以及缝纫机、兵器、电器（电灯、电梯之类）等等。这些西洋的“奇器淫巧”曾经令国人眩目，给当时的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时间，人们趋之若鹜。大批“日用洋货”长驱直入，从东南沿海各地，不断且迅速地向内地扩散。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ӧtter）曾经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间，中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物质景观所发生的各方面变化进行过研究，他认为，所有这些变化早已经和全球化的进程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联。长期以来，“舶来品”成为中国各界精英人士展现其现代化价值观和自身社会地位的标志；同时，无数“日用洋货”也逐渐进入到寻常百姓的家庭。和对于西方某些价值观的拒斥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对西方器用几乎是没有多少犹豫的接纳。工薪阶层的普通民众热衷于追求所有看起来更为现代化、更为摩登洋气、更为便利和具有更好品质的器用物品，巨大的需求甚至催生了大批生产廉价低端仿制品的企业，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模仿和再创造。此类“物质现代性”在民众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出现并不断地积累，从而日甚一日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大量积蓄“生活‘非’必需品”，亦即通过占有更多财物来彰显富足的情形。在冯客看来，这是一个“主动性借用、创造性拼装和适应性仿效”的过程。显然，在对中国传统民具的体系予以总结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确实是深受海外“洋货”的渗透和影响。关于“西物东渐”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有学者曾以收音机为例，进行过专题研究；其实，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沙发”之西物东渐，再从东南沿海的大中都市逐渐地朝向内地县城一级城镇的扩散，再到“沙发”和电视机在山村乡民家庭内部的配套，则是又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在把民具研究的视野从乡村扩展到城市，把当代中国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更大范围及规模的全球化物流联系起来予以思考的同时，具体、实证的类似“考现学”那样的物质文化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考现学”（modernology）这一概念，是由日本学者今和次郎于1927年提示的，和“考古学”相对应，它主要是指对于现代都市社会的风俗、世态和各种现象进行绵密的野外调查、记录和分析的学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进入剧烈变迁的时代，日本民众传统的生活结构也开始发生巨变，于是，就出现了对世态变迁予以调查和记录的动向。1930年，今和次郎和吉田谦吉合作出版了《考现学》一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和次郎通过对传统民居和民具进行详尽的实测，非常细致地观察现代社会的风俗，诸如服装、饰品、室内家具器物的配置等变化，不仅留下很多珍贵的记录，同时也开发出风俗世态研究的一种全新的方法，亦即在既定的场所和时间带（例如，定期在东京银座的街头，实地观察行人的发型、服饰，并进行必要的统计等），组织对特定现象的系统性观察与调查，进而分析相关风俗世态的流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变迁均进行如实记录和研究，它因此也被认为是和日本民族学的原点相互可以通融的。1960年代以后，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使得日本人传统的生活结构趋于彻底解体，于是，只是观察和琢磨现代生活变迁的“考现学”似乎也落伍了，随后就又发展出旨在帮助民众设计和选择生活方式的“生活学”。无论民具学，还是考现学，乃至于“生活学”，它们都是具体、实证的研究，其价值在于能够记录和揭示那些往往被宏大叙事性研究所遮蔽或湮没的历史与生活的细节。就此而论，不久前在日本和韩国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领域得到实施的“生活资财生态学”研究，例如，“2002首尔生活样式”项目（亦即对某市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财予以全数调查和彻底分析）的方法等，也是很值得推荐给中国学术界的。近些年来，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的物质消费模式，亦即注重品位的物质欲望，及其对全社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应该也是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课题。徐赣丽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纳入都市民俗学的研究领域，认为现存的手工艺已经不再具备它曾经有过的那些传统的功能，眼下主要是面向城市里新的中产阶级而进行生产的，它们只有提升技艺水准，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才可赢得城市文化精英们的青睐，进而作为收藏品或高档装饰品而重新获得全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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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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