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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具学在中国的导入及成长
民具学是起源于日本的一门学问，以1975年日本民具学会的成立为标志，至今已有40年多年的历史了。当然，民具研究在日本的历史则是要更加悠久一些，大体上可以追溯至1925年涩泽敬三创立“阁楼博物馆”之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日益深化，一些留学、访学日本的中国学者很快就注意到，在日本学术界，存在着“民俗学”“民艺学”和“民具学”三足鼎立的格局，通过对介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和柳宗悦的“民艺学”之间，由涩泽敬三、宫本馨太郎、宫本常一等人所提倡的“民具学”的了解，他们深知民具学在中国也将会有巨大的学术空间，于是，基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就出现了把“民具”的概念和“民具学”的理论和方法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各种努力。在这些努力中，也不乏日本学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以北京、南京等地区为中心”，也形成了在民艺研究的大框架内同时发展当代民具研究的某些动向，“民具研究”的概念开始出现。
对于日本民具学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其对中国学术具有建设性的中国学者，不仅有民俗学家，还有一些从事传统手工艺或民艺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民俗学家柯杨认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比较侧重于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而对“物化”了的民俗器物的关注和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和不足，可以说是一种“跛足”的民俗学。为此，他曾撰文指出，应当在参考日本学者的民具“功能分类法”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出中国自己的民具分类体系，为开展民具研究打下坚实基础。通过这样的分类，可以使散乱无序、数量众多的民间器物体系化、秩序化、全景化，从而有助于揭示其产生、发展、演变和流传的规律性。在柯杨看来，农具乃是生产民具的一个子系统，可以将它与牧具、渔具、猎具、织具、蚕具以及建筑民具、冶炼民具、酿造民具、烧窑民具等相并列；在农具这一子系统的下面，还可以再细分为平田整地农具、播种农具、田间管理农具、灌溉农具、收割农具、打碾农具、簸扬农具、粮食贮存农具、粮食加工农具等。柯杨建议中国民俗学会农业民俗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应该编制出一份“中国传统农具调查研究分类细目”；也建议中国民俗学会组织力量，编制一份“中国传统民具调查研究分类纲目”，以便推动中国有形（物质）民俗文化的田野作业和研究工作的推进。在分类、普查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去开展不同层次、不同专题的学术研究，例如，《中国传统民具大辞典》的编纂；以县为单位，编写和绘制《民具志》和《民具图录》；在广泛搜集传统民具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民具博物馆；展开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例如，民具的材质与形制演变、民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汉族民具与各少数民族民具的相互影响、民具作为商品的流通、中国民具与周边各国民具的比较、某种民具的变迁史或传播史、传统民具与生活用品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民具的再生与振兴地方经济、民具博物馆展示的原则与方式、民具与人类智能的关系等）。柯杨指出，从日本民具研究的经验看，要想使中国民具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充分利用考古学、文献资料学、科技史、经济史、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进行多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式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扎实的进展。
民艺学家许平教授致力于在“民艺学”中发展出“民具研究”的方向，为此，他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开设过民具调研方面的课程。1997年9月，许平出席在大阪举行的日本道具学会首届年会暨首届理论研究会时，以“中国的‘造物文化’研究”为题发言，向日本同行介绍了张道一教授等人的“造物文化”研究，以及中国民具研究的一些特点：例如，文献资料丰富；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起步虽早，但遭遇挫折；当代民具研究在民艺学的框架内发展；中国民具研究出现了和现代设计、现代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新动向等。1998年5月，许平在参加台湾“国立”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中心“传统艺术研讨会”时，又以“《中国民具研究》导论”为题做了发言，提出中国的“民具研究”应当在吸收国际同行的研究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值得一提的还有，南京艺术学院在设计艺术系设立了“中国民具研究所”，明确地将民具研究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
考古学家熊海堂1985-1992年间曾留学日本，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于1993-1994年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开设过“民具学”课程，承担过教育部资助的民具学调研课题，并带领学生开展过民具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熊海堂认为，民具学的调查研究成果将成为书写劳动人民创造之历史最为直接的实物证据，它不仅构成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研究考古学遗物有相当帮助。所以，考古学家应该重视民具学，对现存的传统民具在品种、类型、组合、制作、功用等方面多做科学的调查工作，以便研究人类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在“怎样写学年论文”一文中提到，“以民具学调查资料为主，论证某地区民具与自然、民具与文化、民具与传统、民具与技术的关系，在横向比较时可以划分出同类民具的地方特色，为文化区的划定提供有力证据；从纵向比较，可以用民具学调查所获得的知识复原古代同类民具的形态和使用方法，探明某种民具发展的渊源”。
如上所述，“民具”的概念和民具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引起了一部分中国学者的关注。与此同时，也开始有一些青年学者在各地进行了一些民具调查，或从事有关民具的专题性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民具学研究成果。当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在“民具”的概念和民具学的思路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物质民俗研究、民俗文物研究、农具研究、传统手工艺研究等，其实也都分别积累了颇为丰厚的学术成果。虽然如尹绍亭教授等人的云南物质文化研究，多少可被视为是在日本民具学的影响之下写作较早、相对较为完整的民具志，但其中还是有很多方面的研究，是在没有或很少受到民具学思路的影响之下完成的。毋庸讳言，“民具”概念和民具学思路的导入，确实是为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各相关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刺激，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笔者也认为，在中国学者的物质文化研究成就和民具学的理念及思路之间，理应能够形成较高水准的学术对话。例如，由民俗学家金煦和民俗画家陆志明合作完成的《吴地农具》一书，对苏州蠡墅一带曾经兴盛一时的陆松祥、陆聚兴“椿木作”制作农具的情形进行了系统的著录和解说，他们对于江南稻作木制农具的详实和形象的记录，就曾引起日本民具学家的高度关注；再比如，中国江南地方有为稻作农具“号字”的风俗，亦即在农具上墨书或张贴涉及族房户主、制作年月日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一些吉祥祝语等，这些信息对于民具学家而言，乃是了解民具的历史、称谓以及制作和使用情况的重要线索。这种被地方志（乾隆《吴江县志·卷五·风俗》）描述为“牛耕器具，各有名号”的风俗，其实是可以和日本的“纪年民具”等做一番比较的，它应该也是今后开展跨国民具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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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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