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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10年代从西方引进科学意义的民间文学研究，到目前已有百余年历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项目编号为13CZW090）指出，在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程中，1949-1966年极为特殊。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但长期以来学者较少关注。事实上，民间文学围绕国家话语而建构的理论体系，影响着当下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思路与实践发展。
亟需梳理的学术史
1949-1966年民间文学处于政治与文学之间发展，与当前民间文学本质的研究直接相关。对其梳理与阐述，能够推动民间文学理论中民间文学的文学性、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格局的探讨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还是20世纪上半叶的延续，它们之间有着一体性、连续性。通过对这一时期民间文艺学思想史的勾勒，可以完善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史、思想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并补充1949年以后民间文学研究梳理之缺乏和不足。
在此立意之下，我们梳理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基本问题、基本话语，重新检视了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并在他人研究基础上，重点探究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多民族性话语、民间文学介于文学与政治之间依靠自身的张力所建构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与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全面呈现1949-1966年民间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理论脉络，为整个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参照，同时也可以为作家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提供有价值的镜鉴；而且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特性的考量，除了对民间文学自身的理论反思有一定的价值，同时也可以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潮中民间文学理论的重新建构提供切实的参考意义。
新中国形象塑造与民间文学学科重构
口头叙事相较于书面文学而言，其文学形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固定文本。资料搜集并将民间文学文本“固定化”，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建立民间文学资料总藏则是民间文学领域的终极追求。1949-1966年间“搜集”不再仅仅限于网罗材料，它与“整理”、“改编”等成为民间文学话语系统的重要概念，也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通过对搜集整理讨论钟敬文编纂出版《民间文艺新论集（初编）》，刘魁立和董均伦、江源就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所展开的讨论，《牛郎织女》入选中学《文学》课本，民间文学搜集“十六字方针”形成等事件，呈现了民间文艺对社会主义新型文学的构建，以此接驳并回应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国家话语；同时民间文学领域也试图进行民间文学批评话语的构拟。只是在“研究”与“鉴赏”被区隔之后，民间文学自主批评的话语渐趋消解。
这一时期民间文艺发展的另一重大特色就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大规模搜集与研究。新中国民间文学话语与国家话语紧密关联，其意识形态特性极其鲜明。她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民间文学在表层政治权力话语的影响中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深层运作的理论自觉。在这两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逐步酝酿并形成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的独特性话语。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当下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始末的论述以及《民间文学》刊物对民间文学领域学术话题的组织、学术方向的导引等的阐述，整体分析了他们对于这一时期民间文艺学发展的规范与意义。
民间文学重构的多文类呈现
1949-1966年的民间文学，在新的体制内获得了一席之位，同时也纳入国家管理体制，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下，全国民间文学搜集与研究全面发展。正如劳里·杭柯（Lauri Olavi Honko）所说：“文类的概念对于民俗学者、学生和民俗解释者来说，都至关重要。不只是他们，还应包括民俗的使用者，即那群需要用民俗进行文化交流的人。”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不同文类，即民间故事、歌谣、民间传说等依照书面文学划分的散文体、韵文体都得到发展。同时，民间文学成为新的国家话语与国家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领域。基于民间文学材料改编的戏曲、影视蓬勃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少数民族政策的全面实施与推广，壮族的《刘三姐》、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侗族的《秦娘美》等兴盛一时。此外，民间文学的作品与研究进入各个领域，除了民间文学的专门性研究刊物《民间文学》外，新中国初期，《光明日报》《诗刊》等党政机关报以及主流文学的刊物都大量刊载民间文学作品及研究文章。因此可以说，1949-1966年民间文学，不仅各个文类都得到发展，而且研究辐射范围全面拓展。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这一时期童话的多向度重构、新民歌运动中民歌的跨界域发展与影响、刘三姐传说的创编、少数民族神话在民族国家与文化遗产共构语境中的建构和拓展等。
1949-1966年童话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民间的发现休戚相关。最初她是塑造“新民”的文艺样式之一。到了新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童话已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她在新的语境中实现了蜕变，在“民间”与“多民族”文学语境中，从教育价值与幻想层面进行了重构。1958年新民歌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而言亦极为重要。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民间文学出现了大繁荣，民歌带动了诗风的改变，打破了“民间艺人”与“作家”的阈限，新型的“农民诗人”成为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先锋”，他们与作家共同抒写新的政治生活和劳动生活，民间文学的价值与功能发生了变化，同时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目标受众”都发生了转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三姐家喻户晓，且影响延续至今。“刘三姐”从地域性传说演化为“人民文学”的经典。1949年以后，国家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承继和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的民族政策，同时借鉴了苏联的民族理论。由于很多民族有语言无文字，而且他们的文学主要以口头流传为主，因此，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成为关注重点。以少数民族神话为例，除了继续20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所注重的民族文化认同外，焦点转向新的人民的文学实践以及从文学上呈现新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制度。在这一构建与实践过程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尤其是神话）成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和珍贵的文化史料。
重新思考民间文学的理论构建
民间文学的第一性是文学性，她与作家文学（或书面文学）共同分享着文学的本质。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同，她的文学性表现与后者有显著差异，即她的特殊性，这正是民间文艺学的学科特质。
通过对1949-1966年民间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文学与国家话语交融过程中，民间文学理论建构呈现出独特性。这一特性并不能用意识形态一语以蔽之，其复杂性以及在政治与文学交融中民间文学的独特价值与功能得以彰显。但这一独特性在新时期、九十年代学术反思中被视为“资料搜集”，不具有科学性，民间文学作品文学化显著，“故事改写”被简单否定，等等。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对1949-1966年文学的重新思考，对于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以及相关文学事件更多开始了理性反思，重视它在文学史进程中的意义，从文艺战略、现代性建构等视域将其回复到具体历史语境，阐述它的复杂性。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大文学观”的推广，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民间文学发展迅速，人们逐渐改变过去“知识精英文学话语”的“一元性”文学之理解。同时也要逐渐改变单一视角对文学本质的解析，实现文学的“多元共生”性。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620期第5版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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