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问题

 

 

　　尽管在当代国际化、现代化和地方复兴语境下，扎根于地域社会和某个集团的民间文化被作为外部多种价值混杂共存的“公共”资源再分配，逐渐形成了当代民间文化的资源化和遗产化的两大发展趋势。但价值选择自由和多元共存的基本社会秩序为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有的民间文化更易成为非遗项目，有的更被旅游看好，也有的二者兼具，于是成为了非遗的旅游开发，或者在产业开发之后，被认为有保护价值而进入非遗；也有的二者皆不适合，基本上就只能靠自身的生命力，以原有功能自我延续。当今我国正处于文化转型期，除了少量得以延续或部分延续外，大量的民间文化就此消失。外来文化进入，与原有文化相融合，造就了时代的新面貌。整体而言，在挖掘地方发展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建构的运动中，文化内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文化的价值被资本化或被抬高并重构，文化流动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平权化趋势，体现了社会民主化发展的进程。

 

　　文化是流动的。国内对文化变迁的关注主要是对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消亡之惋惜和抢救之努力，而往往将文化明确区分为“过去”和“现在”，属于海德格尔以时间划分文化的路径。但在时间流逝和事物变化过程中，过去与现在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往往杂糅在一起。萧放从历时角度认为，传统的精神力量在流动中不断发生变化，导致了文化的现代更新与传承。因此，就文化发展的时间维度而言，当代民间文化是流动的“传统”，经过了再生产的过程。与此同时，在文化的长期流动共时场域中，文化的内部与外部不断发生关系，交织着权力-文化的话语，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变迁与发展。

 

　　当代民间文化的资源化和遗产化，是依据外部客观标准，经过提炼、重构和整合，不断价值化和精粹化。其结果是使民间文化适应了时代发展，成为能够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容身的“现代”民俗或民族文化符号，体现了向上流动的过程。当然，这时它已不是当地人生活的原貌。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民间文化资源化和遗产化建构的协商和博弈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主体失语现象。大部分人一开始并没有形成自觉，未表现出认同或认同不高，处于被动地位。而被官员、商家或者地方精英选择利用的手工艺品、歌舞或节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的传统文化是很值得推敲的。在民间文化的遗产化过程中，各地的“非遗”申报书，操笔的几乎都是各级文化单位，申请为保护单位的，也主要是文化单位。文化局(馆)、公司、高校等作为民间文化保护的单位，已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但这样的保护，似乎更多基于文化的共享性，忽略了地方文化生态和文化主体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影响了文化的自然发展。

 

　　其实，符号建构过程中，人们在功能与价值上体认知识，并对文化边界进行建立与消除。建构的结果是使文化价值发生差异，有高低之别，或凸显出来，或相对被掩盖和遮蔽，呈现为多元形态共生。而符号选择时，因往往并不是通过文化主体自我的思考和主动表达，深层内涵的文化不易被注意，一些诉诸视觉的或能带来直接效益的文化占据了中心位置，导致地方或民族传统被歪曲、泛化，或表层化，或标准化。很多划分以民族性替代了地方性，如在少数民族历史叙事中存在众多自认祖先是汉族，后几经迁徙而来的题材，又如以语言标识民族，或以服饰识别有些地方的侗族苗族时，实际是不能囊括所有差异性特征的。同时，作为民族符号的公开和共享，试图消除文化边界，并不意味着提高了认同，更不意味着实现了共同体认同。相似文化并不代表认同，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里已有论述和说明。相反，这种以标识鲜明、可开发、价值高等为共同选择的导向可能会使某些被利用的文化资源，在借助相同的操作模式得以发展的同时，因客体化而无法达到内涵的深化，或陷入程式化的过度操作而失去地方性和民族性，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另一种损毁。

 

　　在资源化与遗产化之外，民间文化的自我发展还在继续，但这种自然生存也仍受着上述两种倾向的影响，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流动的历史脉络。在当代社会多元互动语境中，民间文化的主体如何适应?存在怎样的生存智慧?国家与地方对民间文化变迁的导向，以及学者或知识分子能够充当怎样的角色?这些仍是当下持续关注民间文化动态变迁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探索传统性回归和共同精神重建之路应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