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问题

摘要：当代民间文化在国际化、现代化和地方文化复兴的趋势下，受到外部多方力量的影响，进行资源和价值重构，逐渐形成了资源化和遗产化的两大趋势，并呈现为多种可能性，深刻影响着其自身的变迁与发展。从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动态场域与权力话语、民间文化的价值重构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研究民间文化是如何进入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公共层面而发挥作用，可以揭示其当代变迁的规律。

 

关键词：民间文化；当代变迁；文化流动；资源化；遗产化

 

　　民间文化通常被视为底层民众创造和享用的文化，这是以社会群体为依据区分的。历史上，上层文化有可能转化为民间文化，如本土佛教入唐后世俗化，讲经演化为变文和俗讲。宫廷和上层社会的一些崇尚也会被民间效仿，并演变为自我文化。下层文化，如习俗也可能上升为礼制，原为民间戏剧的昆曲明中叶以后雅化，成为士大夫戏曲。也有些文化本身就是下层文化(口头)与上层文化(文字)的结合体，如湖南江永女性群体以一种特殊文字和地方土话方音来书面记录和传播的女书。当今，在全球化和国家引导性文化建设背景下，强势外力冲击促使原本封闭孤立的乡土社会日益融入多元互动的社会格局，并成为开放性空间，民间文化也逐渐成为文化主体与外部他者、社会乃至世界共享的文化资源，对其开发利用推动了地方复兴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征用民间仪式活动及民间艺术在存在时空及结构功能上较之过去都有了很大变化，民间文化有望通过官方层面的关注，获得国家、政府某种程度的地位确证和提升，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整体格局。可见，民间文化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流动的概念。

 

　　文化的流动性，在历来的变迁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社会人类学方法》中提出，要找出文化变迁的规律必须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并重。但多数学者都只注重直接接触中文化因素功能的变化、替代和消失，大多忽略了对文化变迁本身的研究。而“遗留物”观照下的历史方法和注重“文法”的阐释学与结构学之实践因缺乏对文化发展中可变因素的动态考察，都将文化相对凝固化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形态学用文化流动来描述变迁。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一种运动，是航行，而不是停泊。周有光也指出文化是不断流动的，但他认为文化“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从民族文化汇流成为多民族的区域文化，从单元文化汇流成为多元的全世界人类文化”。当前文化变迁的趋势却与之有所不同。鉴于以上原因，从文化流动的角度论述文化的变迁似有必要。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周星曾指出，中国民间文化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处于几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话语系统的夹缝之中，其地位尴尬而又形象暧昧。不同于传统的自然变迁，当代民间文化日趋处于多种力量在场的协商和较量中，导致民间文化从文化主体自我享用的文化成为了大众消费的文化和“他者”共享的文化。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动态场域与权力话语、民间文化的价值重构及其社会影响，也就是研究民间文化的一些成分如何进入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公共层面进而发挥作用。本文试图以文化的流动性重新审视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着重分析其当代资源化和遗产化的动因、途径、过程和后果，概括其变迁的一般规律。

 

 

　　场域是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一个基本分析单位，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指出，文化的不断延续性受制于人的实践目的和行为选择，他提出的“再生产”概念，指明利益格局对文化现象出现或存续的作用，认为社会或文化的再生产机制的运作服务于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者，提醒我们关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吉登斯也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容器通过资源的权威性配置来考虑知识存留和控制，而获得持久的存在。以“场”为基点，便于展开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过程分析并揭示其内在机制。近代思想史提醒我们，“现代化”并非简单的一个经济过程，而是一个权力和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因此，考虑当代传统文化价值呈现出的消费化和符号化的特征，在考察文化变迁时，需纳入社会整体动态的场域，研究“现代性”话语支配与互动建构的过程。

 

　　民间文化在当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因之获得了较前更加深入地参与社会进程的机遇，而反过来又促使其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非遗”的申请过程中，民间工艺和民俗活动等都发生了从社会文化的边缘到相对中心的位移；而在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传统也被挖掘出来，成为当地可资利用的资源。二者都使民间文化的地位局部或整体得到提升。

 

　　民间文化在当代的地位之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机遇，更是多方力量的有意促成。全球化的席卷和民族传统的地方复兴，已成为我国当代两种并存互动的文化趋势。一方面，传统民间文化正在遭遇生存和承续困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经由城市向农村、汉文化中心逐步向少数民族聚落地区全面铺开，并配合国际形势重叠交叉发展，社会文化变迁显著。支撑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的乡村不再封闭，传媒普及、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商贸发展及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冲击着原有文化生态；市场经济高速成长导致社会价值缺失，亟需从传统汲取滋养；标准语言和国民文化的扩张，国际趋同化与地域多元文化的不协调发展等，多方面深刻冲击着地方社会的文化平衡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国际关注和跨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新理念的传播、人文重建的迫切需要激发了地方自觉保护和发展文化的积极性。同时，旅游等文化产业发展为地方带来了即刻可见的经济收益，并使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民族地区兴盛起来，国家文化保护工作以“工程”形式正如火如荼开展，外来各方力量逐渐介入到地方社会的民族传统复兴中，对新的社会与文化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终于使民间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中获得了被重新定义和界说的机会。

 

　　高丙中在论述民间文化的复兴时曾指出，当代文化领域出现了多个主导力量，呈现为多种话语权力的交织和较量，而其中政府的力量最不容忽视，体现为国家对民俗传统的态度转变和实际举措。当代民间文化的话语权力，其实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得到重新分配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文革中遭受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民俗传统松绑复位。进入现代化进程后，国家更注重以民族传统应对建设中呈现的社会问题和全球化的冲击，借助民俗的内在调节功能构建和谐社会。同时，利用民俗文化为发展经济的资源，是各地政府建立政绩工程的普遍做法。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弘扬民族传统”等基层政策，也使民间文化及其组织者赢得了社会承认。近年来，我国政府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政策调整，尤其是文化部着力推动的有关“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行政运作，极大地缓解了国家和民间文化之间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使民间文化在公共话语和公共空间中登堂入室，并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如解禁春节放鞭炮、制定公民传统节日放假办法、各地“非遗”保护名录等，实现了对民间文化的国家在场和“治理”。在国家持续不断地采借、阐释、渗透和整合过程中，许多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得以跻身官方与媒体主流的公共场域。

 

　　在旅游场域和公共政治场域交叉作用下，民间文化逐渐出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资源化，表现为顺应地方振兴和发展需求，民间文化不断被开发为文化资源。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发掘现有民间传统和地方资源，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为地域经济建设服务；商家趁势进入，地方民众主动参与，各方力量以“民俗主义”的做法对地方特色民俗加以筛选和利用，极尽其适应之能事，以旅游开发最为典型，最终使民间文化从原生语境被抽离出来，经过新的生成、建构、延展和创新被资源化，成为可生产和复制的旅游景观。如广西龙胜县龙脊地区把稻作生产的资源———梯田和壮瑶风情开发为旅游产品。又如，北京“东岳庙会”的再生产，使传统手工艺成为地方特产和旅游商品。

 

　　二是遗产化，表现为在全球保护非遗的背景下，民间文化迅速从草根上升到国家或民族文化符号。非遗公约的产生背景，是尊重和保护民间表达性文化的知识产权，使其在世界共同关注下，成为各民族特意和专门保护的对象。在目前已纳入国家非遗体系的项目中，属于民俗或民间传统的占了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逐级申报，使民间文化在地域族群和国家层面同时受到重视，而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努力则更进一步使其获得民族文化符号身份。像广西瑶族的盘王节、刘三姐歌谣、壮族蚂拐节等本来只属于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民间自我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现在成为了被国家承认的有重要价值的文化；有些地方文化，如孟姜女故事、屈原故里的“龙舟竞渡”、南宁民歌节等，也由地方公共文化进而衍化为国家、世界共享的文化。

 

　　民间文化(包括民族民间文化)在当代被裹挟着迅速进入旅游开发以及申报遗产等种种现代生活事象之中，不仅频繁地以“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等名义在振兴地域、旅游开发、乡土教育等方面加以利用，还通过重新建构和资源整合提升为应该受到保护的文化遗产(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被资源化，或被遗产化，或二者并存，在相互渗透的夹缝中生存。有人针对日本非遗的研究状况指出，“民俗”在文化资源化与遗产化中的利用情况十分相似，不仅如此，二者所存在的问题及民俗学承担的任务也基本一致，仍有待对其实际情况的整体把握和动态考察。从现实来看，我国也是如此。